“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北京基本上沒什麼國際賽事，2009年～2014年間，北京舉辦的國際賽事比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2008年間舉辦的賽事總和還要多。”北京市競賽管理中心主任海振文曾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透露過相關數據，從中可以管窺到北京奧運會後中國在舉辦國際大型體育賽事上的明顯提升。
對於這些大型賽事的必要性，著名體育學者、江西財經大學副校長易劍東在北京申辦冬奧會結果揭曉前夕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對中國來說，舉辦這種國際性影響的體育賽事我們應該堅持，國際賽事對中國當前發展階段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我覺得，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體育環境的變化，使得我們有舉辦像冬奧會這樣的大型運動會的條件。因為現在就連歐洲體育運動都有所降溫，舉辦大型活動和賽事在很多政府和民衆看來都是一個負擔，他們的熱情和積極性下降。但中國的發展階段注定了我們很需要這種推動力，世界上的七大經濟體，美國、日本、中國、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除了英國和我們，其他國家都舉辦過冬奧會。由於這樣的條件和我們經濟發展的需求，我覺得是順理成章的事。”
可當新一輪大賽落地，需要升級的便不僅是硬件設施，更有辦賽理念和賽事運營人才儲備等軟件領域，正如劉清早所說，“不能把北京奧運會的辦賽理念和目標再原封不動地拿到今天來說了。”
即便中國的多個城市已經經歷過不同體育大賽的“洗禮”，但作為國內的賽事運營專家，劉清早依然需要輾轉各地協助辦賽，在“每個城市都是零起點”的現狀下，他看到的是“國內缺乏一套規範的賽事運營標准與流程”與“專業的辦賽人才十分稀缺”。但更為關鍵的是，在看到大型體育賽事帶來優勢的同時，也不可忽視城市功能為滿足運動會需要付出的代價，如酒店、交通、道路、環境等資源成本；民衆正常生活秩序被打亂的成本；甚至潛在的風險成本與人力精力成本。因此，“要向世界證明中國有能力、有實力能進入體育國際大家庭，作出負責任大國的表現，這個階段已經過去了，而大型體育賽事作為一次性的社會事件，現在更需要的是讓群衆從中得到實惠，與真正符合城市發展的目標相聯系。”
若基於此，包括亞運會在內的大型體育賽事仍對中國的不少城市會具有推動作用，在劉清早看來，西南、西北地區更應考慮把大型體育賽事作為城市發展的抓手，只是無論對於哪個城市而言，想讓大型體育賽事“燒錢”的形象有所改變，就應當校准辦賽的目的，“至少要通過運動會提升全民健身的意識，而不是組織幾場全民健身活動就行了，需要讓他們從電視前、看台上走到運動場上來”。其次，“能否借此機會有序地促進城市發展、合理利用體育場館，將需要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發展規劃結合起來”。同時，“能給舉辦城市帶來正面影響，增強舉辦地民衆、投資者的信心和自豪感”。如果以這些目的作為出發點，且進行賽前評估後作出決定，大型體育賽事的形象或許會有所扭轉，“但如果只是依據長官意識就決定辦賽，結果就很可怕了。” （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