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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祉祺 |
蘇祉祺：香港是大灣區國際智庫的理想落腳點
我先講講我的感受，我覺得中評智庫的確做得非常好，而且剛才郭社長提的兩個提議，我先表個態，我覺得很贊同成立智庫聯盟以及大灣區智庫的建立。
香港智庫發展比外國遲，數量亦比外國少。除大學附屬智庫較早成立，回歸前只有一所民間智庫成立（香港政策研究所於1995年成立），相信是由於回歸前實行“英人治港”，香港的政策制訂一律由英國政府和港督主導，公務員團隊只是執行者，香港社會各階層亦較少有組織地參與公共政策的制訂。香港回歸後實行“港人治港”，香港人當家做主，有關政策制訂交由香港特區政府主導，在這個背景下香港不同類型智庫才逐漸發展起來。
香港智庫可按資源來源或政治傾向劃分為兩大類：
一是按資源來源劃分，主要可分為政府智庫（如中央政策組）、大學附屬智庫（如中大亞太研究所）、政黨背景智庫（如匯賢智庫）及民間智庫四大類（如香港政策研究所、智經研究中心、團結香港基金、政賢力量等）。此外，近年網絡上亦成立了不少類智庫組識，其集結及信息發佈，皆高度依賴網絡世界。
二是按政治傾向劃分，則可分為建制內智庫（中央政策組）、親建制智庫（部分是不同時期特首個人智囊，如香港政策研究所、智經研究中心、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政黨或企業內部智庫（如匯賢智庫、利豐研究中心）、相對中立智庫（如中大亞太研究所、政賢力量）、非建制派智庫（如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普羅政治學院）。
現時香港智庫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以下五點：
社會泛政治化：現時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智庫往往成為各陣營打擊的對象。尤其在網絡平台上，往往不是以某項政策或建議的可行性等作評論，而是以提案機構被認定的政治立場作審查及批駁。長遠來看，社會未能就公共政策作理性討論，通常是為反對而反對，這將不利智庫的長遠發展。
資金來源的限制：現時香港社會對智庫不設附加條件的捐款少之又少。帶有政治目的或商業目的的捐款，則導致智庫受金主的影響或支配，令智庫未能發揮科學客觀的研究，也未能因應社會發展或公共利益的需要決定研究項目。令部分有價值的研究可能變成“不能做”、“不敢做”或“不能發表”，削弱智庫的中立性及科學性，長遠損害智庫的社會公信力。此外，社會泛政治化令商界不願意向智庫捐款，進一步縮窄智庫的籌款空間。社會上亦未能形成向智庫捐款的氛圍，限制了香港智庫的發展壯大。
成果不被政府採納：回歸20年來，特區政府一直不太重視智庫的發展，對智庫發展關注不足。除中央政策組外，政府未有相關政策和資源去支持民間智庫的發展。由於政府不重視智庫發展，智庫所發表的研究成果，很少獲得政府的採納，這嚴重削弱了智庫的社會價值，窒礙智庫的發展空間。
人才不足：智庫由於資源不足，未能提供優厚的條件吸引和挽留優秀人才；由於政府不重視智庫發展，社會上視政策研究為“冷門”工作，發展前景不明朗，令優秀人才不願投身此行業，導致智庫人才不足，形成惡性循環，對智庫發展造成極大影響。
智庫規模小、合作少：由於起步較慢，發展不成熟，規模較小，又有各自的定位及研究方向（各自為政），未能形成合力或資源共享。導致不同智庫往往都在進行相同的研究課題，造成資源重疊及浪費。
我再談一談香港智庫的優勢與發展空間
第一，雖然香港智庫發展存在不少問題和困難，但仍然有自身的優勢：
資訊流通自由度高：香港是經濟發達城市，國際化程度高，資訊自由流通，出版及言論自由、互聯網暢通全球，中英同為法定語文，令香港很容易得到世界各地的資訊，有利智庫的發展。
智庫基礎配套完備：市民教育程度較高，有高質素的大學培養相關人才，民調的經驗與技術同步發展，量化研究相對成熟，為智庫進行各類研究提供了基礎配套。
智庫發展潛力大：隨著香港民主化程度的提升，必然增加社會大眾對公共政策的關注度。社會需要有更多高質素的智庫，為政府及社會各界提供智囊服務，因此，智庫有望發展成為一個成熟的產業／行業。
第二，香港智庫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與外國比較，香港智庫發展仍處起步階段，無論是政府、大學、政黨的智庫抑或是民間智庫，其代表性及公信力均不容忽視，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過去比較集中為商業諮詢服務，忽略了政府行政、城市規劃、福利、文化、區域合作等領域；近年來，網絡應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等涉及跨界別、跨地域的研究項目正蓄勢待發，長遠有利香港智庫發展；
智庫人才有出路：今屆政府吸納了一些智庫人才加入問責團隊，是對智庫作為“政治人才旋轉門”的肯定，相信未來政府與智庫之間的合作將會繼續深化，有更多智庫人才透過智庫這道“旋轉門”，為政府與社會各界服務。
第三，香港智庫與內地智庫合作的可行性與方式方法
內地近年特別重視智庫發展與建設，但也存在一些阻礙智庫健康發展的現象。中國人民大學劉元春副校長曾經說過，有些智庫機構疏於研究問題，卻專注於對外包裝、智庫排名 ；一些專家打著智庫的旗號，忙於爭搶課題和專案，能耐心做研究的不多。這些現象都窒礙了智庫本身的權威性及代表性，限制了智庫的功能性，削弱了在政策倡議上的公信力，長遠不利智庫發展。因此，內地近年開始出台一些法規，以規範智庫的發展。
香港智庫與內地智庫的合作，長遠有利兩地的發展。可以進行跨領域及跨地域的研究分工與合作，例如：深圳在創新產業方面具有優勢，香港則在金融服務及融資方面有優勢，兩地智庫可發揮各自優勢，進行跨領域、跨地域的合作研究，過程中可逐漸消除兩地在法制上及文化上的差異。有關研究成果對區域發展、國家發展以至世界將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此外，透過舉辦各類型的智庫高峰會、高端論壇或研討會等活動，可增加兩地智庫的交流與合作，促進智庫人才的互動；透過兩地研究人員的研習及訓練，提升智庫人才的專業水平和視野；透過多方共同參與研究項目，匯聚各地智慧和成果，提升兩地智庫的社會影響力。
第四，香港設立大灣區國際智庫的必要性
2017年3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要推動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這是香港智庫與內地智庫深化合作的重要契機，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所涉及的層面相當廣闊，不單是經濟層面，也涉及民生和法制層面。例如香港和澳門是特別行政區、深圳和珠海是經濟特區、加上廣州、中山等7個城市，國家對這11個城市的優惠政策都不同，加上各城市的開發程度、經濟產業結構和特色也不同。未來對跨界別、跨地域的研究項目需求將會增加，實在有必要深化兩地智庫之間的合作，使區內智庫形成合力，集中資源，合理設置研究項目，進行有系統的分工與合作，共同為大灣區發展出謀獻策，同時提升智庫的代表性及權威性。
設立大灣區國際智庫亦有利區內融合發展，智庫在研究過程中廣泛吸取民意，對區內民眾進行政策倡導，有助尋求社會共識，減低政策阻力，推動大灣區融合進程。因此，有必要設立大灣區國際智庫，以促進智庫業界的未來發展，與時並進，應對未來的發展需求。
綜觀大灣區各個城市，在香港設立大灣區國際智庫是比較理想的做法。理由是香港資訊暢通、國際化程度較高，學術和言論自由較受保護，為智庫提供了發展專業性及獨立性的理想環境；香港擁有成熟及高質素的大學，多所大學均名列世界百強，只要政府對智庫長遠發展重視及有所承擔，將不乏人才供應；加上香港地理位置正是大灣區的門戶，是中西深度匯聚的國際城市，智庫較易在國際上建立知名度。
綜合以上觀點，我認為有必要設立大灣區國際新型智庫，而香港正是大灣區國際智庫的理想落腳點。希望在未來大灣區將有一個可媲美甚至超越美國智庫的超級智庫，在大灣區建設及發展中出謀獻策，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出一份力。
因為趕時間，所以我先講一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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