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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建芳 |
吳建芳：粵港澳大灣區將是中國全新角色的
先鋒實驗場
中國的趨勢已經相當明晰，那就是：全面走向海洋。中國成為全球自由貿易的新旗手，中國全面加強海軍建設和世界港口經營佈局，就是這個趨勢的直觀體現。這趨勢帶給世界的重要改變，就是發達國家不再是中國唯一的坐標，過去，中國更多的是眼光向外尋求和學習西方世界先進經驗，今天，我們更需要從世界看中國，中國需要更多提出世界問題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粵港澳合作因此正面臨議題和思維的全面更新提升，從粵港澳合作到粵港澳大灣區，需要制度的全面創新和發展理念的全面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將是中國全新角色的先鋒實驗場。中國的這個新角色內涵包括：全球化的領跑者、全球治理體系改良者、公共產品提供者。
以此框架和格局，來觀照香港智庫發展，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智庫平台便成為急迫之舉，它將既是粵港澳三地智庫跨界發佈的影響力平台，也將是世界性智庫研討中國全球新角色的思想碰撞平台，也將是香港和澳門進行國家文化和成就傳播的教育基地。
一、中國走向海洋帶來智庫格局改變
從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國這五年帶給世界的改變，不僅僅只是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最大貿易國等經濟指標。從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的簽署，到G20格局、杭州峰會、中國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到在廈門舉行的金磚五國會議，中國實質上開始主導全球治理體系的創新，這種創新，希望全球的貿易和投資規則，能反映全球發展的新格局，能配合上全球產業佈局調整的大革新，能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市場的頻繁動盪和各類資產日益泡沫化的新現實。
這種改變的一種概括性的表述，就是中國的全面走向海洋。2017年7月7日凌晨，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號”駛入香港維多利亞自由港，是這種佈局海洋時代的標誌性圖景。短短幾年時間，中國全球性的港口經營佈局已經成型，中國的集裝箱運輸、遠洋船隊、獲取深海海洋資源的能力，皆出現絕對性的崛起。這種變化，如深水靜流，波瀾壯闊而又水面無波，是一種真正力量的體現。
這種格局下，我們再來看國家的“一帶一路”戰略，實質上陸上的絲綢之路，與中國尋求石油運輸的陸上通道打通遙相呼應，中國與俄羅斯、中國與緬甸等在能源運輸上的合作，是與後來的陸上絲綢戰略相呼應的。而中國在海上絲綢之路的拓展，與中國在全球自由貿易上的積極倡導相呼應。因此學術界也有這種觀點， 說一帶一路，重點和核心是海上絲綢之路，印度洋是未來世界的爭戰主戰場。
內地的很多學者和知識階層，依然停留在過去“中國望向世界”的習慣之下，我們需要更新自己的研究視野和格局框架，看到中國現在已經開始走向自己的全新角色，按照學術界的觀點，可以把中國的這種新角色概括為三個，即：全球化的領跑者、全球治理體系改良者、公共產品提供者。
二、粵港澳大灣區的制度創新是香港智庫研究的難點
視野、框架、格局，決定了智庫研究的方向和重點。香港智庫的研究議題，如果脫離了國家的這種大格局、大變化，如何走得出香港小圈子呢？
中國文化院一直希望在香港的智庫研究中帶入這種國家格局和兩地融合優勢。我們先後出版了兩本這類探索的書籍，分別是：《香港與內地經貿合作十五年報告》、《粵港澳合作報告》。這兩本書皆是開創性的工作，是對粵港澳合作乃至香港與內地的經貿合作的最權威、全面的梳理和總結。大家翻閱這兩本書，可以發現，粵港澳具有了世界性的地區性合作的最好資源優勢和外部條件，制度也具有互補性，是全球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最可能取得成功的地方。國家之間、地區之間、城市之間的合作和發展，都可以借用粵港澳合作的制度機制。比如兩地行政首腦會晤制度、聯席會議制度、年度會議制度、專題小組等。
最近香港新任特首林鄭月娥前往北京分別與國家發改委和文化部達成香港與內地合作的新模式，這種新模式媒體描述為合作三部曲，即簽署協議，確立對口單位，然後轉化成行動參與不同項目發展。林鄭希望未
來五年與內地合作，第一是以行動為主；第二是希望有階段性成果時，可以簽一些協議；第三希望以前在香港與內地關係裏未有突破的，這幾年的工作都可以有一個突破；第四是為了青年人做一個安排，在未來有更好的發展。
這的確是粵港澳合作在發展大灣區背景下的新嘗試和新突破。其實粵港澳大灣區在中國全面走向自己新角色的偉大征程中，擔當了一個中國先鋒實驗者的角色，國家在全球化引領、全球治理體系創新、全球公共產品提供等領域，當然大家最擔心的也是制度的壁壘，在建設以世界級城市群為目標共識下，需要智慧衝破意識形態，做好制度建設安排。需要粵港澳做出更多制度創新的探索，而未來大灣區將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走出一條集開放優先、創新主導、高端產業、現代服務和優質生活於一體的發展路徑，這些，正是香港智庫研究的新議題，也是香港智庫應有的承擔和使命。
三、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智庫平台正當時
香港人傑地靈，從來不缺世界級人才、全球性前瞻視野和對國家使命的勇敢擔當。這也正是香港眾多智庫不斷發展的重要源泉。真心熱愛香港的人，這些年一直在求索一個問題的答案，這個問題就是：在國家更多承擔全球新角色新使命時，香港的位置和作用在哪裡？香港如何發力，可以更好地助力國家中國夢的實現？
很多人注意到新加坡香格里拉會議在溝通地區爭端解決上的作用，在南海問題解決等議題上，香格里拉會議成功地將亞太地區的軍事方面的直接參與者匯集在一起，大家見了面，說了自己希望說出的話，表達了自己的願望，這就很好了。香格里拉會議模式，可以在香港出現嗎？全球自由貿易議題、印度洋發展議題、全球金融治理新規則議題等，可以在香港形成討論中心嗎？我覺得我們可以抱持開放心態去思考、去探索。
而作為香港智庫融進國家在全球新角色探索的重要一步，我同意建議在香港搭建一個粵港澳大灣區智庫平台。這個粵港澳大灣區智庫平台至少可以做三件事：
1、粵港澳大灣區智庫研究成果跨界發佈：跨界，首先是地域之界，其次是階層之界，甚至是左右之界。粵港澳三地智庫的成果發佈，多是自己單個進行，很少跨界發佈。既然粵港澳合作有成熟的聯席會議制度、專題小組的常年溝通和項目推進機制，那照搬粵港澳合作機制來進行粵港澳大灣區智庫合作平台建設，有什麼難度呢？有什麼疑問呢？我們可以協助中評社出錢出力定期撰寫報告。
2、粵港澳大灣區智庫及聯合世界傑出智庫皆定期舉辦制度創新議題研討：中國有很多很好的思想碰撞的傳統儀式，如每年的全國兩會、如莫干山會議等。由於意識形態的一些障礙， 現在進行一些制度探索議題，在內地進行，部分學者、部分世界級的傑出智庫有這樣那樣的顧慮。但香港、澳門勝在有“一國兩制”，很多人、很多機構，對於在香港、澳門，進行中國承擔全球化、全球治理、世界公共產品提供等新角色的研究，是有衝動和意願的，我們可以定期地把粵港澳大灣區的學者集中起來，進行類似莫干山會議那樣的開放式討論，也可以定期地就特別議題，將粵港澳甚至範圍擴至內地的學者，與世界傑出智庫進行定期議題研究成果碰撞和討論，會不會對國家進行全球化引領、全球治理體系創新、全球公共產品提供，有更多更好的啟示性作用？粵港澳大灣區完全有可能在中國十九大之後的新一輪改革開放中擔任先鋒實驗者的角色，為國家的新角色新使命，闖出一條新路。
3、粵港澳大灣區智庫平台可發揮國家文化傳播和成就展示新基地：智庫平台也是傳播平台、展示平台。香港、澳門，需要更多地融入國家發展和建設之中，國家的未來，需要香港、澳門的青年一代的參與和創造性地發揮作用。粵港澳大灣區智庫平台可以以定期的出版物、定期的展覽、定期的工作坊等多樣形式，來成為國家文化傳播和成就展示的新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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