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利益分歧與政策協調：G7成員國在‘涉台議題’中的博弈合作” 作者：張婷婷（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東西方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關照宇（北京），通訊作者、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講師
【摘要】在美國的推動下，2021年開始，七國集團（G7）將“涉台議題”納入峰會宣言。基於各國的現實利益分歧，G7成員國存在認知差異，博弈呈“雁陣”梯隊模式，美日作為“狂熱派”發揮“領頭”作用，英加作為“追隨派”充當“兩翼”，法德意作為“搖擺派”扮演“雁尾”角色。本文通過梳理2021-2024年G7峰會宣言和外長聲明發現，經過2021年的“試探合作可能”、2022年的“尋找合作契機”、2023年的“彌合合作分歧”和2024年的“強化合作共識”，G7成員國逐步達成利益妥協，實現了政策協調。G7炒作“涉台議題”，不僅損害了中國的核心利益，還危及地區和平與發展。聚焦議題設置，本文認為中國可以通過澄清基本事實、強化共同利益和深化對台控制力進行破局和重塑。
2022年8月10日發布的《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明確指出：“外部勢力干涉是推進中國統一進程的突出障礙。”①台海局勢的外生性變數和突發性危機與外部勢力特別是美國的介入有著密切聯繫。②兩岸在國際上的“不對等共存”已經成為當今國際秩序的一部分。③美西方正是利用這種“不對稱”的力量格局，試圖通過國際輿論塑造“大陸以大欺小”的假象，爭取國際社會對台灣的同情。賴清德上台後，對內通過“洗滌人心”強化輿論認知欺騙，對外利用中美戰略博弈縫隙，為美西方干涉“台灣問題”提供契機。④
美國對台干涉已從“美日雙邊”走向“G7多邊”，“議題設置”是其實施輿論攻擊的重要手段，根據傳播學的相關原理進行全方位布局，試圖通過在G7等多邊舞台設置“涉台議題”，拉攏盟友共同干涉台灣問題，以“集體霸權”形式占領國際輿論“制高點”，混淆國際視聽抹黑中國，阻撓中國收復台灣。議題設置屬於政治傳播學的研究範疇，通過情景構建、利益動員、身份塑造和行動規劃完成話語邏輯構建。⑤從2021年英國康沃爾峰會開始，美國和日本不顧中國反對，聯合游說G7其他成員國，強行將“涉台議題”納入“G7集團霸權”情境下，通過對成員國進行利益動員實現“行動捆綁”，塑造“我者”與“他者”的“敵對性”身份構建，游說其他國家在“涉台議題”上與其保持一致，最終以“峰會宣言”的形式形成行動規劃，完成“涉台議題”設置。
美西方串通“台獨”民族分裂勢力，藉助“議題設置”炒作台灣問題，對中方造成了諸多不利影響。根據政治傳播學的觀點，議題設置可以影響和引導公衆的價值判斷和認知傾向，從而贏得輿論的主動權和話語權優勢，使輿論按照既定方向發展。⑥通過設置“涉台議題”，一方面，美國試圖“捆綁”G7其他成員國，實現對華“集體施壓”，鼓勵“台獨”謀求事實上的獨立；另一方面，美國與“台獨”形成輿論互動，博取國際同情。對於G7的“涉台議題”，台當局多次發表感謝聲明，希望以此為契機強化與G7成員國的互動。
一、利益分歧：G7對“涉台議題”的認知差異
認知差異是推動議題設置的動力之一，通過議題設置可以彌合差異，統一認知，達成政策協調，最終實現行動合力。G7在涉台議題上的認知差異，深刻地反映了其背後的歷史淵源與現實利益差異。回顧歷史，不同成員國在不同時期的對台認知存在差異，但基本與其整體對華關係發展態勢保持一致。近年來，美國不斷在G7內部推動“涉台議題”，逐漸形成了“美日主導＋英加追隨＋法德意搖擺”的“雁陣”博弈模式。
（一）美日的“雁頭”式“認知主導”
第一，美國主導G7的“對台認知”
朝鮮戰爭爆發後，台灣的戰略價值“驟升”，美國將其視為制衡中國大陸的戰略籌碼，中美關係中的“台灣問題”自此產生。作為影響台灣問題的最大外部因素，美國不會放棄“以台制華”策略，反而會根據中美關係的變化，靈活打出“台灣牌”。⑦近年來，美國不斷強化對華競爭，對台政策逐漸從“戰略模糊”轉向“戰略清晰”，整體對台認知趨向強硬化。⑧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對華政策進入“全政府”階段，對台干涉持續加碼，國會成為主力，不僅提高了涉台立法規模，高級國會議員還頻繁訪台，并發表大量支持“台獨”的言論。⑨拜登上台後，摒棄了特朗普的“亂拳打法”，精心策劃“涉台議題”，采取“價值觀”外交等多種手段，將其與國際秩序調整掛鈎。⑩拜登政府以維護國際秩序為由，采取“以盟制台”策略，拉攏盟友共同干涉台灣問題，將涉台議題納入G7峰會宣言。其中，美國最為倚重日本，制度上支持日本通過修改安保法提高對台干預力度，安全上協助日本強化軍事能力，監視中國軍隊在周邊海域的活動，外交上鼓勵日本說服德法捲入“台灣問題”。⑪
第二，日本“捆綁”美國“對台認知”
長期以來，日本在台灣問題上奉行“戰略模糊”原則，展現出自相矛盾的態度，一方面聲明遵守《波茨坦公告》等法律文件，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另一方面又將美日單獨媾和的《舊金山和約》作為地區秩序的法理基礎，并據此迴避正面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⑫其背後包含了複雜的內部政治原因，即執政黨自民黨內部不同派別的激烈爭鬥。此外，“台獨”推行的“皇民化”改革，強化了日本介入台海局勢的動機。⑬安倍執政後，為了配合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日本積極拉攏主張“台獨”的民進黨，極力鼓吹雙方共享“民主價值觀”的認同理念。⑭菅義偉執政後，繼續強化與美國的戰略和戰術“捆綁”，親台派政治家和高官被委以重任，開始深入介入台海局勢，向著公開化、制度化和安全化的方向發展。⑮具體而言，日本不僅協助美國在G7等多邊場合炒作台灣問題，還在美國的支持下，將台灣問題納入日美安保體系框架下，加快在台海周邊部署軍事力量。岸田文雄上台後，進一步強化了“前任”的對台政策，且更加注重“價值觀”色彩，例如，2022年版《防衛白皮書》中的涉台內容較2021年增加了一倍。總之，日本在涉台議題上愈加強硬，是美國“以台制華”的得力幹將。
（二）英加的“雁翼”式“認知追隨”
第一，英國追隨美國的“對台認知”
在台灣“問題化”的過程中，美國發揮著主導作用，英國則在美國的施壓下逐漸向其靠攏。二戰後，英國簽署了《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主張將“台灣歸還中國”。朝鮮戰爭爆發後，面對自身實力的衰落，為了適應國際體系的新變化，英國需要與亞洲新興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主張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⑯在《對日和約》草擬過程中，英國堅持寫入“台灣歸屬中國”，但是，在美國的不斷施壓下，不得不做出妥協，最終接受美國主張的“衹談日本放棄台灣，不談台灣歸還中國”的內容。⑰約翰遜執政期間，受美國對華政策“外溢”、疫情期間中英高層交往中斷、香港“修例風波”等多重影響，中英關係出現重大轉折，英國開始追隨美國炒作“台灣問題”。蘇納克執政期間，對華強硬派在英國內閣中占據統治地位，不斷觸碰“台灣問題”的政治紅綫。2023年8月，英國國會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在發布的印太報告中，首次稱“台灣是獨立國家，國名是中華民國”。
第二，加拿大“對台認知”與美國保持聯動
長期以來，歐洲和美國一直是加拿大外交政策關注的核心，與亞太國家的聯繫相對較少。1970年10月，中加兩國建立外交關係，加拿大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⑱哈珀時期，加拿大意識到亞太地區的重要性，提出了“亞太門戶走廊基礎設施建設計劃”。然而，其亞太政策的核心依舊是美國，并不斷強化與美國的政策協調。2018年“孟晚舟事件”後，中加關係跌入谷底，加拿大積極配合美國對華打壓。在對華強硬派的推動下，加拿大不斷炒作台灣問題。2022年11月27日，首份《加拿大印太戰略》7次提到台灣，并指出：“將繼續推進與台灣的合作，反對改變台灣海峽現狀。”與此同時，美加兩國國會也出現了聯動，2023年3月，加衆議院加中關係特別委員會發布的《台灣報告書》，甚至主張“台灣的未來衹能由台灣人民決定”。2023年4月，衆議院國防委員會主席馬凱率領跨黨派10人團訪問台灣。
（三）德法意的“雁尾”式“認知搖擺”
第一，法國主張避免捲入台海衝突
新中國成立初期，法國從本國利益出發，希望與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拒絕蔣介石政府派駐大使的懇求，成為第一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西方大國。在後戴高樂時代，中法關係一直處於較為穩定的狀態。蘇聯解體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所傳遞的價值觀被西方政治精英廣泛接受，在此背景下，時任法國總統密特朗開始調整對華政策，不顧外長迪馬反對，效仿美國對台軍售，遭中國強烈反對，法國甚至敦促G7峰會對中國進行制裁。⑲1995年希拉克當選法國總統後，改變了“價值觀外交”，將中國作為多極世界中的重要一極，中法關係進入“蜜月期”。2007年薩科齊當選後，雖然奉行“人權價值觀”，在西藏問題上與中國產生摩擦，但堅決反對“台獨”。馬克龍執政後，將中國視為推動歐洲“戰略自主”的工具，致力於塑造穩定的中法關係。在台灣問題上呼籲歐洲保持距離，認為歐洲的風險是“陷入不屬於我們的危機”，反映了法國與美國之間的舊有分歧，即法國更傾向於置身於世外，保持自身的獨立性，甚至不願像德國一樣策應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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