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北伐取得決定性勝利後，孫中山這一努力與轉變，最終還是被國民黨右派、蔣介石集團逆轉和拋棄了。在即將成為整個中國的統治者前時，國民黨本應繼續、徹底革命，消滅封建殘餘、驅逐帝國主義、打倒官僚資本，為最廣大工農群眾謀利、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人民共和國，解決中國農民的土地問題，解決中國工人階級被殘酷剝削壓迫的問題。但它沒有這樣做，而是延續封建王朝維護剝削階級利益的基本政治立場，成為滿清後期各類地主、資本家、買辦集團的利益代表，甘做帝國主義的附庸，迫不及待地把屠刀伸向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代表——中國共產黨，在財富與工農之間選擇了前者。立場讓位於市場、理想讓位於念想、黨綱讓位於政綱，其結果，在第一次國共內戰中，“打土豪，分田地”、站在道義制高點的中國共產黨爭取了民心，穩穩站住了腳跟。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旗幟、北上抗日；國民黨則奉“攘外必先安內”為圭臬，全力剿共，一黨之私超越中華民族整體利益；“不放一槍”兵退關內、妥協投降綏靖華北，終至黨內有識之士忍無可忍，發生“西安事變”。事變的背後則是全國人民要求結束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此間即便國民黨至今津津樂道的1927年到1937年的“黃金十年”，也是虛幻的。上海灘繁榮的背後是貧富懸殊、民不聊生、貪汙腐敗、地區差距，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一切弊端在那個時代滋生，國民黨的黨政軍情系統就是在那個時代被新創造的財富淹沒而徹底腐敗的，以致發展到以後即使大敵當前、日本全面入侵也不收手的程度。對於這段歷史，蔣介石在1936年9月悲歎道：“如果我們不清除當前機構的腐敗、受賄、敷衍塞責和無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潔、有效的行政，有朝一日革命會很快起來反對我們，像我們過去反對滿清一樣。”（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1927—1937年：財政和經濟記錄》P419）。
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抗日戰爭期間，共產黨大局為重，政策、策略、行動服從抗戰，始終把抗日擺在第一位。1944年春，毛澤東依然公開強調“我黨擁蔣抗戰與擁蔣建國兩項方針，始終不變”（1944年2月18日《毛澤東、周恩來致董必武電》，載於《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央統戰部1984年9月版）；國民黨則無時無刻不想除中共而後快，對外（日本）、對內（共產黨）兩條戰線同時展開，贏得了抗戰，但與民心進一步拉開了距離。對此，《劍橋中華民國史》評價道：“軍隊在日本人面前無所作為，政府腐敗，政治上的不滿情緒彌漫社會所有階層。因此，當戰爭於1945年8月14日結束時，國民黨中國是士氣低落的和虛弱的。”（語文備課大師網《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第11章“中日戰爭時期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之“政治上的虛弱”）抗戰勝利後，共產黨高舉新民主主義革命旗幟，即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為避免內戰、爭取和平、建設新中國，提出通過民主手段建立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國民黨則不敢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人民手中的選票，挑起內戰，力圖消滅共產黨，維護在抗日戰爭中“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極度腐敗政權和被人民唾棄的剝削制度、三座大山統治，豈有不敗之理？對於這個結局，美國有識之士早有定論。1944年12月31日，美國駐重慶使館二等秘書約翰·派頓·大衛斯致信佛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私人顧問、有“影子總統”之稱的哈利．霍普金斯稱，“事實上他(指蔣介石)不是全國的領袖，而僅是一個派別的首領。『他的哲學是他的有限才智、他的日本軍事教育、他以前與德國軍事顧問的密切接觸、他與放高利貸的銀行家——地主階級的聯盟，以及他對中國古典著作的陳腐倫理的繼承的不完整的產物。’”（語文備課大師網《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第10章“日本入侵與中國的國際地位1931—1949年”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中國與日本1941—1945年”）大衛斯暗示，“把這樣一個人作為聯盟支持的唯一對象是錯誤的。”大衛斯斷言，“真正的中國——更民主，有朝氣，並願意同聯合國合作戰鬥——只能在國民黨領導層的小圈子以外找到。他和越來越多的美國官員把注意力轉向西北的共產黨人。”（同上）
國民黨的失敗與未來希望所在
國民黨到台灣後，舉“反攻大陸”、“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旗，行偏安一方、反共拒統之實；共產黨則以民族復興為己任，以消滅剝削壓迫為理想，帶領中國人民艱苦探索、趕英超美，其間雖有曲折，但結束百年屈辱、實現民族統一與復興的既定目標始終未變，在道義上始終佔據了上風。國民黨在與民進黨的爭奪中，李登輝時代逐步推行變相“台獨”路線，既有違國民黨黨綱，又沒有民進黨的“急獨”路線來得分明，最終導致2000年分裂、失敗，把政權輪替給了民進黨；2008年重新上台後，一度氣勢如虹，但旋即連“終極統一”這樣的虛話都不敢講，搞“不統不獨不武”，等於公開放棄統一理想，結果不但歷經挫折而不思悔改，甚至還覺得是去“統”不夠所致。從島內的“小道理”看，國民黨沒有民進黨的“台獨”分裂路線“旗幟鮮明”，導致黨失去中心思想、組織缺乏凝聚目標、成員失去奮鬥動力，一盤散沙、內憂外患，“含淚、含恨、含血”，不敗才怪。此次“九合一”敗選當天，國民黨黨工的感言十分說明問題：從來沒有看過國民黨敗得這麼慘，連抗議的力氣都沒有了，大家現在只想躲起來。而在此前，已經預想到自己會失敗的國民黨高層提前便在中央黨部大樓前樹起層層拒馬、障礙，怕國民黨員在敗選後會來鬧事。但是他們沒來。這更可悲，國民黨的一些官老爺們不但不瞭解社會的脈動，連自己黨員的心思都不瞭解——“哀莫大於心死”。
中國國民黨先天不足，突出表現為思想、組織和行動上的不徹底、不純淨、不一以貫之，利益集團混雜、功利性太強，背後則是政治立場與財富集團掛鉤，脫離最廣大工農群眾。該黨長期被既得利益束縛、被派系矛盾牽制、被短期需求吸引，導致其在道義上低人一等。中國國民黨早期不斷更名這一現象本身，就折射出該黨的先天不足；中國共產黨從建黨第一天起名字就沒有動過，這就是道義上自信的反映。英國作家、政治家喬納森．斯威夫特講過：“我相信在政治中有這樣一條神聖的馬基雅維利定律：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另一部分人就要做出犧牲”。特別是馬英九先生，似乎不懂得這個道理，天真地、固執地以基督式“愛我們的敵人”理念拓展選民基礎，對綠營進逼妥協退讓、對藍營利益視而不見，結果得不償失，有目共睹。
民進黨有何可怕的？它秉承的“台獨”分裂理想違背中華民族利益、忤逆歷史潮流走向，是必然失敗的。民進黨標榜政治與社會變革，但政治主張逆潮流而動、人員組成魚龍混雜、組織體系建立在虛幻的基礎之上，也預示著末路不遠。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講過：革命行動吸引社會上最好和最壞的分子。陳水扁給這個論斷一個強有力的佐證。
當前，中國共產黨高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旗幟，超越黨派和意識形態，引領中華民族發展方向。中國國民黨在處理與大陸的關係時，不但高度、深度、氣魄遠遠不夠，還動輒拿西方“民主自由”說事，自以為站在了道義制高點，實質是貽害中華民族之舉。“民主”把台灣亂成這樣，如果整個中國大陸走向“西化”，何來偉大復興！
中國國民黨應當記住中山先生的囑託：“唯吾願諸君將振興中華之責任，置於自身之肩上。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一萬年不死之根基，其價值之重可知。順天意，應潮流，合人意。”國民黨發軔於革命黨，但是“最革命者，也會在不知不覺中成為最古老的傳統的人”。（法國思想家、文學家羅曼．羅蘭）孫中山曾告誡國民黨人：“事功者一時之榮，志節者萬世之業”、“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當大官”。孫中山曾經告誡國民黨，不要“正在墮落中死亡”。但願不要一語成讖。國民黨還有希望，因為骨血還在，更有未被傷筋動骨的黨綱。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5年1月號，總第20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