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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台灣民意對兩岸經貿關係的看法 |
圖2、台灣民意對兩岸經貿關係的看法
（數據來源：杜克大學-政治大學2015年“台灣民意與兩岸關係”調查，調查時間為2015年11月初，調查主持人為杜克大學牛銘實教授）
而且，在2015年11月初台灣選戰激烈的時期，表達應“加強與大陸的經貿聯繫”的抽樣比例達到42%，遠大於28%的主張“降低與大陸經貿聯繫”的比例（圖2）。另一方面，大陸從事兩岸關係研究的學者和研究人員雖然不像有的台灣學者（特別是台灣大學政治系張亞中教授）那樣系統地從事“兩岸統合論”的理論研究和政策倡導，但是據訪談瞭解，很多人還是認可借鑒統合模式的，並視之為促進國家和平統一的可行路徑。
不過，倡導“兩岸統合、一中同表”的原國民黨參選人洪秀柱在選戰中途遭到同黨撤換，而民進黨蔡英文雖然提出“維持現狀”卻不願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打擊了兩岸統合的現實進程和理論探索。台灣的政治現實說明，源自歐洲經驗的統合論與兩岸關係現實存在著較大落差，特別是在國家認同問題上的大幅落差。二戰後歐洲國家的統合，是在基本消滅重大安全威脅之後，通過逐步讓渡主權推出共享的利益政策，促進各國的協同發展，並且在維持各自國家認同的基礎上，形成超國家的共同的歐洲認同。在歐洲統合過程中實現的兩德統一，是外部因素（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垮台）和內部因素（西德維持對東德的經濟優勢、民族認同和制度吸納）共起作用的結果。
而二十多年來兩岸關係的發展是在兩岸國家認同形成落差和沖突、台灣存在強烈的安全恐懼並且對大陸不信任的背景下運作的。在兩岸和平發展的軌道上，兩岸經濟交流合作的動力源自市場，雖然受到大陸的政策鼓勵但也受到台灣官方的很多政策約束，因此實際上相當脆弱，無力消除這些歷史遺留和現實糾結的政治、軍事及認同上的難題。更何況，半個多世紀以來，台灣的最高安全戰略是和美國捆綁在一起，自甘服從美國主導的地緣安全防衛體系，更非兩岸市場經濟短期內能夠輕易改變的。這些都構成新功能主義兩岸和平發展戰略的天然缺陷與薄弱環節。參考2015年11月“台灣民意與兩岸關係”關於台灣民意的“條件性統一”的問題發現：如果條件是“兩岸政經社各方面條件都差不多”，詢問台灣民眾是否贊成統一，則依然有合計將近64%的抽樣比例不贊成統一（圖3）。這個數字佐證了過去多年來的新功能主義路徑的和平發展階段還存在著先天不足的問題，單憑經濟技術交流合作，不能解決複雜的歷史遺留問題和政治敏感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