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退之際的勇氣——
關鍵時候祭出關鍵一招
“兩只鳥論”從何而來?來源於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火熱實踐。
步入新世紀的浙江,正處在發展的“關鍵時刻”。
浙江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原所長卓勇良長期關注和研究浙江經濟。在他的印象裡,浙江經濟這趟高速行駛了20多年的列車,在2000年前後,速度逐漸慢了下來。
速度放緩的背後是一系列變化:資源要素禀賦、自身發展狀態、國際市場需求……浙江發現,原先熟悉的那種發展模式,正遇到越來越多的麻煩。
“照目前的批地速度,浙江再過幾年就無建設用地可批了。”卓勇良回憶,那時候,他在基層調研,經常聽到地方幹部發出這樣的感嘆。
率先發展的浙江,最早遇到了缺地、缺電、缺水的窘境,要素瓶頸讓發展難以為繼的警告正在變成嚴峻的現實。
一方面資源要素緊缺,另一方面,資源要素大量消耗。2003年,浙江規模以上製造業的增加值率只有22.8%,低於韓國20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只有每人5.98萬元/人,這一水平只是美國1995年的7.4%。
那時,最令人揪心的還是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2003年,浙江每創造1億元GDP需排放28.8萬噸廢水,創造1億元工業增加值需排放2.38億標立方米工業廢氣,產生0.45萬噸工業固體廢物。
在國際市場上,浙江產品也承受著重壓:2002年以來,浙江遭遇美國、印度等10多個國家提起的“兩反一保”調查數十起,從打火機、軸承、眼鏡、紡織品、茶葉、家具到鞋類,幾乎涉及了浙江全部大宗出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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