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合作經商型”受賄。有的領導幹部以“幹股”方式入股，按照“分紅”名義獲利受賄；有的雖為實際入股，卻由請托人出資，雙方“合作”開辦公司或“合作經商”。
一些手段變異升級成更加隱蔽複雜的“間接型”“交織型”行受賄手段
杭州市富陽區住房和城鄉建設局房管科原一級主任科員趙育華為某管樁公司負責人錢某在辦理退房上提供幫助，為凌某在當選該區房地產行業協會會長等方面提供幫助，通過錢某、凌某出資放貸給第三人，再從第三人處以利息款的名義收受人民幣共46萬餘元。
近年來，各地紀委監委在辦案中發現，本人直接出面收受賄賂的少了，很多是通過“代理人”或“第三人”輸送利益。
對此，杭州市錢塘區紀委監委第二紀檢監察室副主任郭立平認為，隨著案件查辦力度加大、辦法更多，加之財務、審計、金融等領域制度建設的日益完善，一些“直接式”手段不靈了，變異升級成更加隱蔽複雜的“間接型”“交織型”行受賄手段。
“領導幹部與部分特定關係人往往是利益或感情共同體，有著‘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心理，相互利用各自的權力或便利條件，形成‘你替人辦事我替你收錢’的‘默契’，而不直接收受財物往往更容易讓他們在思想上自我麻痹，覺得‘不直接拿錢就沒事’或‘只是人情往來’。”錢塘區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主任金濤說，“一旦東窗事發，他們就以‘不知情’‘與自己無關’‘未利用職務之便’等進行‘切割’，企圖為自己逃避黨紀國法的懲處找借口。”
杭州市富陽區紀委監委第二紀檢監察室主任楊榮華則從四方面總結了原因：一是理想信念扭曲變形，涉案當事人平日裡好面子、虛榮心強、追求奢華生活，忘卻初心使命。二是紀律教育不深不實，部分黨員領導幹部重業務輕學習，在平時的組織學習中走過場，教育方法措施簡單潦草，紀法邊界不清、底線意識缺乏。三是制度執行缺乏剛性，因涉及利益巨大，部分領導或工作人員濫用手中權力，對有關制度的建設和完善裝糊塗、留縫隙。四是主體責任落實不力，相關黨委沒有切實履行好組織領導、健全機制、作風建設、防治腐敗、教育管理之責，對單位內部存在的問題，重視不夠，聽之任之，最終釀成大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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