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人民幣國際化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國經濟再平衡的全球影響① 作者：盧鋒（北京），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潘松李江（北京），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博士後／助理研究員
【摘要】2024年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創建80周年。1944年7月，44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鎮召開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確立了戰後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基本原則，對當代經濟全球化發展發揮過重要作用。然而因應國際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隨著新興大國追趕與國際經濟格局演變，原有體系內在矛盾積纍派生出改革重塑的時代要求。作為當代最重要的新興大國，中國經濟現代化與人民幣國際化，有望在這個進程中發揮特殊作用。一國主權貨幣的國際化，標準在全球，成就在國際，基礎在國內。縱觀現實形勢，人民幣國際化離不開改革創新促進中國經濟持續追趕，也離不開針對宏觀經濟近年“供強需弱”矛盾推進再平衡。本文在討論人民幣國際化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關係基礎上，考察我國經濟再平衡的現實意義與全球影響。
一、從追趕-危機-變革角度，看當代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如同國內市場交易需要貨幣降低交易費用一樣，國際交換需要國際交易媒介作為基礎條件，需要國際貨幣計價、支付、清償、儲值等媒介性功能正常發揮作用，相關規則、機構、運行機制等制度安排的總和構成所謂國際貨幣體系。特定國際貨幣體系至少需回答三個問題：一是不同國家貨幣之間兌換比率即匯率形成機制和調整規則，二是采用何種調節機制應對特定國家或經濟體的國際收支失衡，三是儲備資產選擇即儲備貨幣安排問題。
從歷史看，近現代國際貨幣體系經歷了多次演變。19世紀末葉到20世紀初葉英鎊占據特殊地位的金本位（gold standard）國際貨幣體系，戰後被美元占據絕對支配地位的金匯兌本位（gold exchange standard）體系取代，新體制也稱為布雷頓森林1.0版國際貨幣體系；上世紀70年代初美元與黃金脫鈎後形成的美元仍占主導地位的信用本位制（fiduciary standard）體系或牙布雷頓森林體系2.0版，則是目前國際社會謀求改革的對象。在國際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作用下，大國經濟追趕引發危機與變革，貫穿近現代國際貨幣體系演變的整個過程。
金本位體系以其獨特方式回答上述三問題。一是以金銀相對價格作為計價基礎，以金銀天然單位作為價值衡量單位，并由此決定各國貨幣兌換比率即匯率。二是貿易順差（逆差）派生貨幣黃金流入（流出），通過物價上漲（下降）和本幣實際匯率升值（貶值），自發調節國際收支達致平衡。三是以黃金作為基礎儲備資產，英鎊等大國貨幣作為流動性較高的主要儲備資產。19世紀後期，英國擁有世界一流的工業產能、航運能力、金融市場、軍事實力和國際政治影響力，在當時國際貨幣體系中占據支配地位。估計1860-1914年世界貿易中約有六成采用英鎊報價和結算，英鎊在外匯儲備資產中占一半以上份額。
兩大基本經濟因素推動金本位-英鎊時代謝幕。首先是黃金作為本位貨幣的供給數量難以滿足實際經濟增長要求：估計世界黃金存量在1850-1910年間增長幅度，衹有同期全球GDP增長估計幅度的四成出頭。金本位全盛時期英美近一半年份通貨緊縮，顯示作為本位貨幣的黃金數量供給擴張不足制約了經濟增長。
更重要的是美國經濟趕超英國推動原有國際貨幣體系變革。數據顯示，美國南北戰爭後經濟起飛，經濟總量和人均水平分別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超過英國，二戰結束時分別是英國的4.7倍和1.7倍。1870年美國出口規模不到英國1/3，但是一戰期間超過英國，二戰期間是英國的十倍。1914年美國境外投資總額35億美元，不到英國同一指標的兩成；二戰中英國國外資產因支付戰爭債務喪失殆盡，1950年美國有500億淨國際投資頭寸，相當於同年英國GDP的1.57倍。美國官方黃金儲備從1900年不到2000萬盎司增長到1945年6-7億盎司，占世界份額達七成。經濟優勢加上二戰中歷練的超強軍事實力與國際影響力，為美國主導創建戰後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奠定了基礎。
布雷頓森林體系作為金匯兌本位制，對上述三大問題提供新的解決方案。一是通過“35美元/1盎司黃金”使美元與黃金掛鈎，同時規定各國貨幣與美元匯率，由此形成參與國之間的固定匯率制。二是IMF調節和救助成員國的國際收支短期流動性困難和危機，對成員國的結構性失衡可通過改變匯率平價調節。三是美元和黃金貴金屬同時作為儲備資產。與當時美國獨步全球的地位相適應，這個國際貨幣體系形態從裡到外都彰顯了美元霸權。
然而隨著戰後國際經濟格局快速變化以及布雷頓森林體系1.0版的內在缺陷，該體系運行不久就因為維持“35美元/1盎司黃金”平價困難面臨危機頻發局面，并在上世紀70年代初隨著美國被迫關閉黃金兌換窗口而歸於解體。促成這個歷史變局有諸多直接原因，包括美國過於擴張的宏觀政策、戰後顯著通脹及其國際收支變化等等，然而深層根源則是歐日等國經濟對美國持續追趕，改變戰後國際經濟相對競爭力格局，從而引入動搖和顛覆該體系的不穩定力量。
數據顯示，1950-1970年間，法國、德國、日本GDP纍計增速是美國纍計增速的1.59倍、2.83倍和6.2倍，三國製造業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分別是同期美國的1.69、2.05和4.53倍，出口纍計增速更分別是1.58、3.98和14.9倍。美國貿易盈餘和經常賬戶順差趨勢性下降，貨物貿易在60年代末出現逆差，國際收支總赤字意味著全球美元流動性過度供給和黃金儲備減少，使得尼克松政府不得不退出黃金平價兌換窗口并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1.0版解體。
布雷頓森林體系2.0版運行機制呈現多元化特點：匯率安排上，發達國家較多實行浮動匯率制，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則較多采取有管理浮動或釘住匯率制。在失衡應對機制方面，匯率變量和宏觀政策從不同角度發揮調節作用，同時IMF參與危機救助和穩定性監測協調。最後在儲備資產方面美元維持最大儲備貨幣地位，其它主要貨幣如歐元（包括前歐元時代的馬克和法郎）、英鎊、日元、近年人民幣等，都不同程度承擔儲備資產功能。與布雷頓森林1.0版比較，當代體系下美國反而能更靈活利用美元特權獲取經濟和戰略利益。
2008年美國華爾街引爆國際金融危機，集中體現美元主導的當代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矛盾與不可持續性。促成危機爆發的諸多因素中，其它國家經濟追趕與美國相對競爭力趨勢性下降仍是基本原因。過去半個世紀前後，國際經濟追趕大體經歷兩階段演變。70-80年代美國繼續面臨來自日本、西歐以及東亞四小追趕壓力，總體處於被動態勢，表現為1970年代持續通脹和80年代外部失衡壓力。然而90年代互聯網產業技術革命發生，憑藉在前沿創新、企業體制、資本市場等方面綜合條件，美國經濟再現繁榮并加大了對歐日的領先優勢。
進入21世紀後全球經濟呈現新一波前所未有的國際追趕，這次中國、印度等一批新興經濟體成為追趕主角。尤其是新世紀初中國經濟的超預期追趕，快速改變全球經濟格局。伴隨美國國際收支逆差前所未有上升，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發行國，客觀上有義務吸收外國經常賬戶順差及國民儲蓄輸出，由此帶來的流動性泛濫加上華爾街“金融創新”能力，提供了次貸危機爆發的“完美風暴”條件。最近十幾年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持續追趕，使得支持美元霸權的經濟基礎相對優勢進一步減弱，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必要性被越來越廣泛認知。
二、比較幾種改革路徑人民幣國際化是占優策略
國際金融危機彰顯了當代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弊端重重，激活了國內外有關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廣泛討論。各方提出的多種思路和方案中，除了近年側重從區塊鏈技術角度討論的數字貨幣選項，另外主要有四種思路影響較大：“回歸金本位”“世界元”“東亞區域貨幣”和“人民幣國際化”。
不同改革思路各有優點和局限，它們之間也并非相互排斥，然而基於國際貨幣體系演變常識邏輯與歷史經驗，比較不同選擇所需現實條件，著眼中國經濟追趕改變當代全球經濟格局的特殊地位，筆者認為通過人民幣國際化推進改革是比較現實和有效的選擇，從中國經濟現代化角度看也是占優策略選擇。
誠然，金本位貨幣體系有其天然優點，然而回歸金本位則缺乏現實可行性。金本位優點包括基礎本位貨幣發行量受到黃金供給客觀制約，天然有利於制衡貨幣過度供給與防範惡性通脹風險。其次是金本位暗含的正常條件下各國貨幣的固定匯率制，有助於給經濟成長提供比較穩定的匯率環境。另外黃金貨幣本位提供了一種最基礎性的儲備資產，避免以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資產可能產生的過度特權問題。因而在討論現實國際貨幣體系弊端與改革必要性時，人們自然會向金本位的歷史背影投去懷念的目光。
然而金本位也有其內在局限性，當年大蕭條背景下主要經濟體先後退出金本位就是其局限性倒逼的結果。在供給條件給定背景下，基礎貨幣供給趨勢性相對短缺引入通貨緊縮壓力，不僅對投資和經濟增長帶來消極制約，還會通過“債務-通貨緊縮”和“金融加速器”效應誘致或加劇經濟衰退。在通貨緊縮與總需求不足背景下，各國傾向於通過競爭性貶值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增加國際經濟陷入以鄰為壑的“囚犯困境”風險。冷靜思考金本位當年退出主導國際貨幣的歷史經驗，可見回歸金本位難以成為現實改革的主要選項。
其次，全球性超主權貨幣或世界元的解決方案，在理論上最優，然而在真實世界遙不可及。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根本任務，是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貨幣金融新秩序，因而自然可設想終極目標是要基於國際社會普遍和深入的合作，建立一種或可稱作世界元的全球單一超主權貨幣，從而一勞永逸地改變金本位或特定主權貨幣主導國際貨幣體系派生的缺憾及其被用來謀取主導國家私利的弊端。這不僅符合“同一個世界，同一種貨幣”的常識理念，在邏輯上也便於較好解決歷史和現實國際貨幣體系運行中的挑戰性問題。
現實討論構建超主權信用貨幣基礎上的國際貨幣體系，可追溯到布雷頓森林會議上提出的與幾十種商品和黃金掛鈎的Bancor方案。然而由凱恩斯主持設計、代表英國政府提出的這個具有世界貨幣特徵的方案未被采用，而是在美國主導下創建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為挽救布雷頓森林體系危機，上世紀60年代末IMF創設特殊提款權（SDR），第一次在國際組織超主權信用基礎上形成新的儲備資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內外提出不同方案，探討擴大SDR發行規模并拓展其利用範圍，使其逐步發展為全球性超主權貨幣。為應對新冠疫情時期一些國家外部收支困難和主權債務風險， 2021年IMF批准分配了6500億美元SDR，使其作為補充儲備資產功能進一步增加。
世界貨幣研究設計具有重要意義，SDR創建和使用代表了這方面的積極嘗試探索。然而要想通過世界元來實質性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目前前景仍晦暗不清。如SDR目前總額9430億美元，仍不到近年全球外匯儲備近12萬億美元的十二分之一。更為關鍵的是，SDR不具有通常市場交易場合的交易媒介、支付手段和價值儲藏功能，因而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讓SDR成為國際貨幣體系的中流砥柱更是可望難及。考慮各國經濟發展階段和制度條件差異，與經濟學的最優貨幣區條件相距甚遠；再看目前大國競爭和地緣政治關係緊張，逆全球化因素增長，多邊金融機構內部治理矛盾趨於複雜，要在普遍共識基礎上形成有能力發行和管理世界元的全球中央銀行，難度或許不小於實現人類大規模外星移民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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