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南北走向的地緣政治相比，中國的地緣政治在以東西走向為主軸時具有相當強的開放性和融合性，為中國底定世界級大國地位創造著新的條件。對此，如果進行一下今昔對比，可能看得更清楚。毛澤東時期以南北走向為主軸的地緣政治，具有如下兩個特點：一是以陸權為主，地緣政治活動限於陸地範圍；二是地緣政治有著封閉或半封閉的明顯特徵，不僅經濟上自我封閉，實行所謂“自力更生、自給自足”，而且在政治安全方面採取防禦守勢戰略，時刻警惕來自北方或南方的外敵入侵，並且做好打仗準備。
而中國的地緣政治在以東西走向為主軸時，表現出這樣鮮明的特點：一是海陸關係貫通，可以實現海陸統籌的戰略規劃，具備全方位戰略佈局的可能條件。二是時空關係的動態性和開放性很強，為推行新型外交的主動作為提供廣闊活動舞台和充分條件。“恰恰是地緣政治主軸向東西方向的轉變，中國所面臨的海陸關係和‘心臟—邊緣’關係全部集中起來，其對比性更加鮮明，且動態性和開放性相當強。……由於從南北主軸到東西主軸的變化意味著地緣政治發生了一種強有力的運動，與中國有關的全部地緣政治要素在啟動的情況下重新整合，因而這種雙重關係處於罕見的動態變化過程。不僅如此，它們還突破了原有的空間界限而展現出向不同方向開放延伸的特點。例如，沿著東西方向，海陸關係和‘心臟—邊緣’關係在地緣政治走勢上顯露出橫向的關聯性，並且都不再受限於彼此間地理界限。即使在東向的橫剖面上，海洋與‘邊緣地帶’的聯繫更緊密，既促使了海陸一體化的態勢，又使‘邊緣地帶’得以向海陸兩個方向伸張。這些情形意味著，在中國的東西兩向已經形成新的地緣政治結構，地緣政治時空具有了極強的可塑造性。因而，中國所面臨的是一種整體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變化，所進入的是一種動態性的而非靜態性的過程，所應對的是一種開放性的而不是封閉性的局面。其中的複雜性可能給中國帶來地緣政治上的新課題，但其中的機遇性又可能使中國擴大自己的戰略縱深”。⑫三是經濟導向突出。鄧小平時期，中國地緣政治的主軸已經發生從南北方向到東西方向的轉變，適應這種情勢的變化，中國主動實行對外開放，促進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可以說，這是那個時期在地緣政治上所做的一項正確選擇，當然更準確地說是地緣經濟上的。習近平推出“一帶一路”倡議，其本身的著眼點首先是要推動經濟發展與轉型、擴大對外開放及帶動區域經濟合作；無論是“一帶”還是“一路”，都首先具有經濟涵義，合作範圍很清楚，限於經濟貿易而不涉及政治安全領域。特別是，中國將借推行“一帶一路”建設和實施自貿區戰略，實現新一輪的對外開放，這輪開放是全方位開放，是對發達國家也對發展中國家，對資本主義國家也對前社會主義國家，對海洋方向也對陸路方向的全方位開放。而且，與過去對外開放（80年代“引進來”、90年代“與國際接軌”）不同，新一輪開放主要是“走出去”，是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深度融合。所以，它比過去的對外開放還更突出經濟底色，從國際政治意義上講主要開展的是經濟外交。
再次，作為新型外交戰略，它可以軟化地緣政治因素。除了在地緣政治上對中國具有重大意義之外，“一帶一路”還對全球地緣政治產生積極影響。最近，王毅明確講“一帶一路”是開放合作的產物，而不是地緣政治的工具。如果將這句話延伸一下，“一帶一路”不僅不是地緣政治工具，而且它可以軟化地緣政治因素，使之跳出“厚黑學”的窠臼。所謂“可以軟化”，一是體現在新型國際關係理念取代冷戰思維，傳統地緣政治中的決定論和對抗性思維導向得到改變。曆史地看，這兩種思維導向在地緣政治中根深蒂固，促使國家間互動按照零和博弈的規則來進行，常常引致或誘發國際衝突和戰爭。但是，在人的理性昇華、國家推行新型外交的時候，地緣政治的導向將從決定論轉化為互動論，從對抗性轉化為融合性。⑬此次中國發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最大亮點在於五項“共建原則”和16字理念。五項“共建原則”是“恪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堅持開放合作”、“堅持和諧包容”、“堅持市場運作”及“堅持互利共贏”，16字理念是“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⑭這些既在內涵上傳承著絲綢之路精神，也體現了發展理念的創新。這意味著，“一帶一路”雖然有地理整合佈局的含義，但完全修改和去除了地緣政治中的決定論和對抗性導向，植入了互動論和融合性思維，賦予了國際合作以雙贏或共贏的性質。“國家樹立了要與自己面臨的地理環境善處，要與其他國家共存的融合性思維。這樣，過去那種以人性惡為假定的地緣政治學思維需要修正，雖然人性中總難排除惡的一面，國家之間也總會有提防的一面，然而地緣政治學理論完全可以把和諧共處的融合性思維、而不是對抗性思維作為新的主題。”⑮
二是體現在絲綢之路歷史符號下的中國文化精神，抵銷和拔除地緣政治的過時價值。傳統地緣政治重私利輕公益，以鄰為壑，不擇手段。而在《願景與行動》公開宣示的16字理念背後，體現著中國文化的精神本質，如仁義誠信、公正公平、平等相待、以德服人、和諧共處等。近年來，中國在國際關係中大力宣導新義利觀，在周邊外交中強調“親誠惠容”，這些與中國一貫主張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一起構成中國新型外交的基調。在推行“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首先開展經濟貿易合作，但同時也進行文化交流與合作，“增進沿線各國人民的人文交流與文明互鑒”。這將不僅使絲綢之路精神得到闡揚，而且中國文化的固有價值和沿線國家的優秀文化成果都將融匯到相互合作與區域合作之中，並在這種新型合作中提煉出新的理念和價值。其結果，將使沿線各國的“國家行為”更趨向於“為善之道”和“善處之道”，從而軟化地緣政治並使之具有某種人文主義導向。
三是體現在現實層面，將以大範圍和大規模的區域合作減壓地緣政治衝突因素。“共建‘一帶一路’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準、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合作的重點是“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⑯由於所推進的是經濟合作，在區域範圍內促進經濟要素的整合，不涉及軍事安全領域，所以雖然在東西兩向尚存在一些地緣政治的不確定因素，但隨著合作的進行和建設的推進，尤其是“五通”的落實，相關國家會加大協商與協調力度，合作的潤滑劑和減壓閥作用會越來越大，因地緣政治誘發衝突的可能性會降低。同時，“一帶一路”建設“將推動沿線各國發展戰略的對接與耦合”，“發掘區域內市場的潛力，促進投資和消費，創造需求和就業”，⑰而這將有助於改善沿線國家的經濟狀況，幫助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貧窮、落後和愚昧，沿線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穩定也將為改善地區局勢和地緣政治環境營造有利條件。
四是體現在“協商共識”原則拋棄了地緣政治的密室規則和大國強權政治。中國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充分尊重相關國家意願，在平等互利基礎上進行充分協商，達成共識。王毅外長講，我們堅持平等協商，堅持尊重各國的自主選擇。我們將注重照顧各方舒適度，注重保持透明和開放，注重與各國的發展戰略相互對接，注重與現有的地區合作機制相輔相成。“一帶一路”的理念是共同發展，目標是合作共贏。它不是中方一家的“獨奏曲”，而是各方共同參與的“交響樂”。⑱在這方面，亞投行已經樹立了很好的典範，它採用“協商共識”新型機制，否定了聯盟霸主和某些國際經濟組織“否決權”等大國政治慣例，更完全拋棄密室規則。
五是體現在對地緣政治中劃分勢力範圍套路的顛覆。對於中國的倡議，有些國家從經濟上考慮表示歡迎，有些國家仍糾結於安全考慮（如印度）；但“一帶一路”提供的是一種嶄新的區域合作模式，雖然它在一定地理範圍延展，但建設的是一條貿易、人文和交通的大通道，是一條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經濟走廊和經濟帶，不是建立大國的勢力範圍，也不是搞集團政治，甚至也不組建經濟性區域集團或聯盟。中國特別強調，不搞封閉性和排他性集團，不確定地域範圍，不劃定具體國別，借助現有的區域經濟合作平台。在平等互利基礎上以互聯互通為依託，以點帶面、從線到片，形成向東向西全面開放的國際經濟合作帶。因此，對“一帶一路”，如果用劃分勢力範圍的地緣政治老套去理解，顯然是落在冷戰窠臼的落伍思維。近來，中國學者特別強調不能用建立什麼“橋頭堡”、“戰略支點”的說法，就是對這種思維的強烈反彈和批判，因為它已經完全顛覆了劃分勢力範圍的舊套路。
積極穩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綜合而論，一方面，“一帶一路”具有極其重要的國際政治意義，甚至可以說它將解決毛澤東以來中國面臨的戰略性課題，塑造出有利的周邊形勢和地區格局，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另一方面，其實施也面臨一些風險，其中有些是歷史發生過但必須謹防“返祖”的；有些是現在隱身潛存但必須加以規避和化解的；有些則是未來可能凸顯而必須預期並加以阻止的；這就要求對實現它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有充分認識，主動靈活地避開地緣政治盲區，預留戰略調整空間和迴旋餘地。為積極穩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必須對其意義價值與風險都保持清醒認識和全面把握，這樣才能明確戰略方向，保持必要的戰略定力和戰略穩健，最終實現戰略目標。
在“一帶一路”步入實施階段時，應該採取如下“積極穩妥”的步驟：
第一，以創新意識建立新型區域合作模式。“一帶一路”由習近平主席在國際場合首先提出，本身是以區域合作發展倡議形式出現的，由於“倡議”具有開放包容、自主自願、靈活方便的特點，大多數國家都表示歡迎並積極回應，但也有個別國家心存疑慮、表現冷淡或不支持。作為新型戰略構想，“一帶一路”應表現出更大的創新意識，確立一種與以往不同的區域合作模式，重要的是要有一種適宜的、有效的治理結構，而不必注重外在的形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