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兩岸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會見台灣客人以及各種涉台重要講話中經常提及的重要概念。例如，在2013年2月25日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他就講到：“大陸和台灣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後來，在會見台灣方面領導人馬英九，會見中國國民黨時任主席朱立倫、洪秀柱，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以及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上，他都一再重申了“命運共同體”這個重要概念。“兩岸命運共同體”不同於“人類命運共同體”、地區命運共同體、“亞洲命運共同體”等概念，它是建立在中華民族血緣、宗親關係基礎上的，是對歷史上的“天下”概念的揚棄和重構，從這個概念出發，延伸出兩岸同胞“血濃於水”、“打斷骨頭連著筋”的親情關係，延伸出“兩岸一家親”的論述，延伸出“心靈契合”的統一理論。這是對鄧小平“一國兩制”統一理論的創新和突破。通過“命運共同體”、“兩岸一家親”到“心靈契合”，習近平總書記對國家統一的關懷不僅是國家外在的統一形式，更重要的是要達到心靈契合，達到遠超出“一國兩制港澳模式”的新形態、新階段。“我們所追求的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13)習總書記在論述“兩岸命運共同體”時，專門提到了“統則強、分必亂”，(14)專門提到“台灣的前途繫於國家統一，台灣同胞的福祉離不開中華民族的強盛。”(15)可見，習總書記在建構“兩岸命運共同體”理念時，是有著清晰的底線思維的。在兩岸關係中，習總書記明確指出，“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是，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從而明確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根本性質，是確保兩岸關係行穩致遠的關鍵。(16)
習總書記的“兩岸共同體”理念具有豐富的理論內涵和實踐價值，它不僅包含了兩岸關係的底線論述、國家統一的過程與結果相結合的論述、兩岸血緣和宗親關係論述，還包括國家統一形式與內容高度結合的論述。習總書記的這一科學論斷，為我們指明了國家統一的理論創新點，也為兩岸同胞指明了努力方向。
習近平總書記的命運共同體系列論述是建立在中國人民對實現自身發展目標的自信和自覺的基礎之上的。這種自信和自覺，來源於中華文明的深厚淵源，來源於對實現中國發展目標條件的認知，來源於對世界發展大勢的把握。(17)從國家統一中的兩岸命運共同體，到國與國的命運共同體，區域內命運共同體，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一次次深入闡述中國主張，這不僅展示出中國人民的智慧之光，更是向整個人類社會提交出從國家統一到人類命運的“中國方略”。
新發展觀之下的國家統一觀
發展觀是關於發展的本質、目的、內涵和要求的總體看法和根本觀點。有什麽樣的發展觀，就會有什麽樣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就會對發展的實踐産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響。(18)中央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做出了在“九二共識”共同政治基礎上和平發展的科學論斷，並在2008年到2016年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將國家統一寓於發展中，在發展中推進國家統一的進程。通過“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過程，“相互扶持，緊密合作”，在實現民族復興的進程中，“過上和平安寧、幸福美好生活”，“共享中華民族尊嚴和榮耀”。(19)習總書記在會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時指出，要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融合發展的過程本身也是國家統一的過程。“融合發展”指出了兩岸發展觀的關鍵，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深入展開擘畫了美好的藍圖。
習近平總書記“融合發展”的兩岸發展觀是在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全面分析研究的基礎上得出的結論。他曾經指出，“在中國當領導人，必須在把情況搞清楚的基礎上，統籌兼顧、綜合平衡，突出重點、帶動全局，有的時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時候又要以小帶大、小中見大，形象地說，就是要十個指頭彈鋼琴。”(20)台灣問題作為國共內戰的遺留問題，作為政府繼承未竟狀態的問題，作為具有國際因素的國內問題，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國家治理指標意義的問題。習總書記長期在福建工作，透徹了解台灣問題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了解在舊問題解決過程中的諸多新因素，了解維持兩岸和平、推動兩岸發展、促進國家統一的重要性。他在思考台灣問題時，縱覽全局、高屋建瓴。他在總結兩岸關係時指出，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走上了和平發展道路，兩岸關係發生歷史性的深刻變化，展現了合作共贏的前景。(21)“合作共贏”四個字體現出總書記大格局、大視野的發展觀，也是習總書記的新發展觀在台灣問題上的反映。
習總書記在繼承前幾代領導人發展觀的基礎上，提出了“夢系列”發展目標，提出了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就是要“互惠互利”、“一起發展”，提出這一目標的最終歸宿是各個層級直至人類的命運共同體，提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新思路。這一發展觀具有全局性、系統性、戰略性的特點。
發展可以作為經濟的、政治的、技術的或社會的現象來進行有效研究，但其最終目標則是存在本身：為全人類提供充實美好生活的機會。發展就是提升一切個人和一切社會的全面人性。(22)在人類發展的層面，習總書記提出了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夢想，提出大家一起發展才是真發展，可持續發展才是好發展。提出要實現這一目標，就應該秉承開放精神，推進互幫互助、互惠互利。(23)在文明融合發展的層面，他提出了文明相處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提出文明之間要對話，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提出人類歷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鑒、融合的宏偉畫卷；提出我們要尊重各種文明，平等相待，互學互鑒，兼收並蓄，推動人類文明實現創造性發展。(24)
在亞太地區發展觀上，習總書記提出了“亞洲夢”、“亞太夢”的發展目標。2014年5月21日，習總書記在第四次亞信峰會上首提“亞洲夢”，11月9日，又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首次提出“亞太夢”。在“亞洲夢”與“亞太夢”中，習總書記仍然強調“共”：共建、共享、共贏。提出中國人願意和各方一道努力實現持久和平、共同發展的亞洲夢。(25)中國傳統的天下觀就講求共榮共生，不是以一方的發展損害另一方的利益，習總書記的亞洲夢、亞太夢發展觀將中國追求和諧、和平、合作的姿態展現得淋漓盡致，這不僅為中國大陸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周邊環境，還為實現國家統一的中國夢創造了條件。亞洲夢和亞太夢的內涵是合作共贏、共創雙贏，是中國高舉“和”文化的旗幟創造亞洲和亞太發展秩序的發展觀的充分體現，它充分考慮到中國發展與國家統一所面臨的複雜環境，其落腳點就是要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與國家統一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就是要把發展、統一與民族復興有機地結合起來，就是要用中國人的實際行動為亞洲和亞太發展尋求一條和諧發展之路。亞洲夢、亞太夢在亞洲和亞太地區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和支持，對“中國夢”思想進入台灣，使台灣民衆接受並在行動上接受“中國夢”具有重大的推動作用。
在大陸和兩岸關係的發展觀上，習總書記提出了“中國夢”的發展目標。在發展思路上，習總書記提出，要秉持互利雙贏，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26)習總書記的兩岸融合發展論大致包含：融合原則論、融合戰略論、融合情感論、融合制度論、融合階段論、融合階層論、融合環境論、融合結果論等八個有機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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