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之所以反復強調和平統一的價值和意義，是因為和平方式是實現和維護國家根本利益的最佳方式。戰爭是要付出代價的，尤其是現代化戰爭，其打擊和毀滅程度更加慘烈，承受的損失更加巨大。台灣問題不僅事關領土主權，而且事關中國現代化全局，這需要我們最大限度地爭取以和平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衹有和平統一，才可以避免因武力解決而給兩岸帶來的巨大的經濟、軍事和人民生命財產的損耗，才可以避免因武力解決而導致兩岸人民感情上的巨大創傷和裂痕，才可以使台灣問題的解決不帶有嚴重的後遺症，才可以保證中華民族牢牢抓住百年不遇的歷史性發展機遇，可以顧全亞太的總體和平並為中國的發展爭取一個更好的外部環境，從而有助於兩岸同胞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正因如此，大陸方面才不遺餘力地最大限度地去爭取和平統一。目前，大陸探索的推進和平統一的路徑主要如下：
1、融合發展
融合發展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大陸對兩岸和平統一道路的新探索。在如何由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問題上，大陸經歷了一個不斷深化、日臻成熟的過程。2008年馬英九上台主政後，兩岸關係進入了和平發展新階段，大陸期待通過擴大和深化交流來推動兩岸從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但事實表明，僅僅依靠交流來推動兩岸由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是不現實的，最有力的佐證便是，隨著交流的擴大，一個中國在島內的認同率越來越低。在這種情況下，大陸必須尋找推動兩岸從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的新動力、新路徑。兩岸融合發展就是習近平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一個新思路。為貫徹這一思路，2018年2月28日，國務院台辦、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中央部門共同發佈了《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出台這些措施是貫徹落實十九大報告精神的重要舉措。這些措施涵蓋產業、財稅、用地、金融、就業、教育、文化、醫療、影視等多個領域，開放力度之大、範圍之廣、涉及部門之多，均前所未有。〔28〕而且，出台的措施涉及了31個中央國家機關或部門，充分表明了中央最高層對於推動這些政策的高度重視和堅定決心。
從二十年來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看，即便未來兩岸統一之後，也需要推動兩岸融合發展。目前香港出現的政治不認同（甚至“港獨”）現象，均與我們長期以來忽視了推動其與內地的融合發展有直接關係。因此，我們在處理兩岸關係時，衹有推動兩岸融合發展，方能聚同化異，形成共同利益，一個中國認同才具有廣泛而堅實的基礎。另外，在和平發展階段，通過推動兩岸融合發展，拉近兩岸的距離，增進兩岸共同利益連結，為未來和平統一創造條件和奠定基礎。即便未來出現大陸武統台灣的情形，武統之後也需推動兩岸融合發展，以彌補武統所帶來的負面效應。
需要說明的是，融合發展固然可以為兩岸和平統一創造條件和奠定基礎，但未必能保證兩岸必然走向和平統一。若想真正實現和平統一，恐怕還要有其他配套設計。至於有哪些配套設計，我們還需要再研究。另外，大陸在推行融合發展政策過程中，又出現了一些新問題，倘若對這些新問題不及時加以解決，就會影響融合發展政策的實施效果，最終會影響國家和平統一的進程。所以，不斷總結經驗、及時發現問題並加以解決，對於保障融合發展的正確方向至關重要。
2、民主協商和政治談判
習近平總書記在“1﹒2講話”中指出：“我們鄭重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29〕這是大陸繼融合發展政策之後對兩岸和平統一道路的又一次重大探索。
2019年3月2日，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新聞發佈會上，大陸官方就民主協商與政治談判的關係做了進一步闡釋：民主協商是一種更加普遍、廣泛、充分的民主，對於促進兩岸社會各界交流，聚同化異、凝聚共識，幫助台灣社會各界參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和平統一能夠發揮重要作用；宣導民主協商是大陸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尊重台灣主流民意的重要體現和方式；廣泛的民主協商可為台灣民眾提供更暢通的意見表達渠道，不僅不影響、不取代兩岸協商談判，還可以為兩岸協商談判提供堅實的民意支撐。〔30〕筆者認為，上述闡釋非常及時和必要，它不僅澄清了習近平總書記“1﹒2”講話後一度出現的某些爭議，而且使兩岸通過協商途徑解決雙方政治分歧變得更具可操作性。但同時也需要指出，在目前島內政治生態日益惡化的情勢下，大陸意欲通過民主協商和政治談判來實現兩岸和平統一，仍面臨著諸多困難和挑戰，我們對此應有充分的預估和準備。就當下大陸學界的任務而言，不僅需要在理論上深入探討民主協商與政治談判的內在關聯，而且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推進兩岸民主協商與政治談判的戰略、策略、時程、路徑、方式和技術等操作層面的問題，從而更扎實地推進國家和平統一進程。
除此之外，學界還要積極拓展或探索推進兩岸和平統一的其他路徑。筆者認為，凡是有利於推進和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思路和構想，都可以提出來供大家討論。
（三）實現兩岸統一的保留手段：不放棄武力
應該說，大陸崇尚和平、熱愛和平，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兩岸統一問題符合海峽兩岸人民利益，是值得肯定的。但決不能因此而排斥或否認武力手段的價值和意義。這是因為：“戰爭與和平是相對應而存在的政治現象。在一定條件下，戰爭可以轉化為和平，和平可以轉化為戰爭。戰爭是和平時期政治的繼續，和平是戰爭時期政治的繼續”〔31〕。這便是對戰爭與和平關係的生動描述。和平統一不等於放棄武力，武力手段不能輕易使用不等於不能使用。一旦出現了《反分裂國家法》規定的動武情形，大陸也衹好使用武力。對於大陸來說，武力手段不是最佳選項，但歷來也是選項之一。具體到台灣問題而言，大陸應千方百計地爭取以和平方式解決，因為和平統一是最上策。同時也應看到，如果一味地使用和平手段，其結果很可能是“衹和平而不統一”。〔32〕尤其當前“台獨”勢力猖獗的現實要求大陸必須做好武力統一的一切準備。近些年來，“台獨”勢力拒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大搞分離主義活動，謀求美國軍售以武拒統，這對大陸和平統一方略構成了嚴重挑戰。因此，大陸方面衹有充分做好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各項準備，和平統一才有可能實現。其實，大陸方面2005年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已明確規定了使用武力的三種情形：“‘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33〕習近平總書記在“1.2”講話中鄭重指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但“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台灣同胞”〔34〕。然而，習近平“1.2”講話中的這一表述卻被某些台灣人士所誤讀，認為大陸縮限了對台使用武力的情形，即由原來《反分裂國家法》規定的三種情形變成了兩種情形；進而認為台灣衹要不宣佈“獨立”，即使長期維持“不統不獨”的“現狀”，大陸也不會動武，因為習近平講話所列舉的兩種動武情形不包括這種情形，且強調“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筆者認為，這是錯誤解讀。
其一，何謂“台獨”的界定權掌握在大陸手中。眾所周知，“台獨”既包括“制憲”、“修憲”等分離式“法理台獨”，也包括固守“不統不獨”現狀的“事實台獨”。儘管當前大陸反對“台獨”的重點是“法理台獨”，但歷來也反對“事實台獨”。所以，那些企圖通過“維持現狀”來抗拒統一、進而達到台灣“事實獨立”，衹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其二，習近平所說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旨在向台灣同胞表達大陸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誠意和善意。這裡的問題是：“台獨”分子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既然如此，“台獨”分子就不屬於被保護的“中國人”之列。所以，武力打擊“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台獨’分子”、順勢完成統一與“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承諾並不矛盾。
其三，習近平講話並不意味著2005年頒佈的《反分裂國家法》自動失效。前者是政治文件，後者是法律文件。前者的發表並不意味著後者被廢除，後者的廢除或修改需要經過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程序。倘若台灣方面無限期地通過“維持現狀”拒統，就會使大陸感到“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繼而依據《反分裂國家法》上述規定“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為完整理解大陸的統一政策，筆者在此特別強調：大陸的統一政策不是單一的“政策光線”，而是由眾多“政策光線”組成的“政策光束”或政策體系。衹有從“政策光束”或政策體系角度，才能全面、準確地來理解大陸的統一政策。
四、台灣方面繼續“挾洋拒統”行不通
目前台灣方面之所以能跟大陸保持在“相持”狀態，主要是因為它背後有美國的支撐。衹要中美力量對比結構發生了變化，兩岸關係就會發生逆轉。
中國大陸的戰略發展目標定位是成為一個區域性大國，而不是世界性大國。這個目標定位決定了中國大陸衹需主導或部分主導西太平洋西部地區就足以保障和實現中國的國家利益，無需去主導整個西太平洋地區。西太平洋西部地區是西太平洋的最有戰略價值的部分。當然，中國主導並不意味著完全排斥其他大國的利益。
目前中美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博弈，最終結果尚不確定。但多數從事國際戰略研究的學者認為，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增強，必然會擠壓美國在西太平洋西部地區已經存在的戰略空間，並挑戰二戰後在美國主導下形成的亞太格局和秩序。〔35〕為此，美國必然會做出強烈的遏制反應。目前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的角力就是這種博弈的反應。
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很難將美國從亞太地區排擠出去，但美國也很難遏制住中國在該地區的崛起。他們對美國未來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前景並不看好，尤其在西太平洋西部地區，美國在遏制中國衝破第一島鏈問題上日益捉襟見肘、力不從心。當未來美國不能遏制中國在西太平洋西部地區的活動，或者即便勉強遏制，但付出的代價遠大於收益時，美國就會重新評估其原有戰略部署的價值和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有兩種可能：一是實施戰略收縮，默認中國大陸在西太平洋西部地區的戰略利益存在，給中國在該地區讓出一部分戰略空間，中美共享在該地區的主導權；二是實施戰略撤退，將西太平西部地區的主導權被迫讓予中國大陸。對於後者，多數學者認為短期內出現的可能性並不大；但也有學者認為，中國在這場博弈中處於地緣政治的優勢，美國最終會因博弈成本太高而作適度妥協或讓步。
當然，美國在西太平洋西部地區實施戰略收縮或撤退，絕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美國被中國從該區域排擠了出去。事實上，中美兩國在該地區的利益關係錯綜複雜、犬牙交錯。在這個過程中，雙方可能都要作出必要的政治妥協和利益交換，很難簡單地說誰輸誰贏，最終結果可能是各有輸贏。即便是美國從該地區實施戰略收縮，中國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作為交換或補償。中美兩國都是成熟的政治大國，處理問題的手法和技巧都老道嫺熟，不會讓外界感覺到美國被中國從亞太地區排擠了出去，讓美國感到難堪。屆時中國會與美國達成某種默契，讓美國“很體面”地從西太平洋西部地區收縮或撤退。
上述情形一旦出現，台灣對於美國的戰略價值就大打折扣，加上美國一貫的實用主義思維，“棄台論”就會重新泛起。美國果真“棄台”，台灣就失去了靠山，屆時兩岸統一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對於美國何時會在西太平洋西部地區實施戰略收縮，學者們的預估不完全一致，但總體認為不會太遙遠。所以，單從“小兩岸”來看，兩岸統一的前景似乎並不樂觀，但從“大兩岸”來看，就應該對兩岸統一充滿信心。或許，未來隨著“大兩岸”力量對比的變化，“小兩岸”關係出現“逆轉”的速度之快是我們無法想像的。就像當年德國總理科爾訪問蘇聯時，有記者問及兩德何時統一，科爾說大概需要三十年，但僅僅一年零四個月就實現了。〔36〕
五、台灣方面切莫無視兩岸統一大勢
兩岸實力對比的變化會對未來兩岸統一產生重要的影響。從兩岸實力對比角度看，台灣跟大陸討價還價的最佳時期已經過去，籌碼越來越少。應該說，20世紀90年代初期至中期，是台灣在兩岸關係中處於相對優越地位的時期。在經濟上，台灣作為“亞洲四小龍”的餘輝還存在；在政治上，成功地開啟了民主化轉型，在國際社會樹立了一個亮麗的民主形象，一時被譽為“東亞民主的樣板”，其民主的負面因素還沒有開始顯現；在文化科技方面，台灣的中國傳統文化保存得相對完好，科學技術的國際接軌程度也較高。相反，這個時期的大陸則顯得有些落後，經濟上剛剛改革開放不久，綜合實力並不強大；政治上正處於“蘇東劇變”帶來的社會主義“低潮”，尤其1989年“六四”之後，一直遭到西方國家的政治攻擊和經濟制裁；文化上，經“文革”破壞的中國傳統文化尚未得到修復，科學技術的國際接軌程度也相對較低。
但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台灣在各個方面一路下滑，直至今日。就兩岸對比來看，在1990年，台灣的GDP一度相當於大陸的43.8%，而2016年，這個數字變成了4.5%。從2018年的資料看，台灣的GDP是39001.04億元（人民幣），位居第八名。截至目前，已經有廣東、江蘇、山東、浙江、河南、四川、湖北七個省的GDP超越台灣。〔37〕政治上，台灣民主的負面因素不斷顯現並持續發酵，主要有：社會撕裂、民粹主義、街頭政治，加之台灣所採取的西式自由民主體制本身所帶來的政府低能問題，嚴重影響了其施政效率和民主品質。台灣的民主形象與20世紀90年代初、中期相比，已經大大褪色。現在台灣民主不再是先前人們所讚譽的樣板，反而成為人們批判的樣板。文化科技方面，早期相對於大陸的比較優勢已經喪失。就三十年來兩岸力量對比的變化而言，台灣跟大陸討價還價的籌碼日益流失，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台灣手中的籌碼還會繼續減少。〔38〕
那麼，對於上述變化，台灣民眾沒有意識到嗎？為何台灣任憑自己手中的談判籌碼日益減少卻視而不見？據筆者觀察，的確有些台灣民眾沒有意識到，仍堅持認為拒不跟大陸統一，大陸也拿台灣沒有辦法；但也有些台灣民眾已經意識到，並對台灣前途深感憂慮，卻因為處於目前島內的政治生態環境之中而無能為力。
眾所周知，民主是達到善治的手段。台灣社會應該利用民主制度來對台灣未來戰略發展進行討論和研判。但事實並非如此，相反，他們被週期性的選舉所牽引，根本不去討論此類議題。譬如，“台獨”問題是否能夠行得通？如果行得通，那麼該如何去實現？什麼時間可實現？如果行不通，是否能夠永久維持所謂“不統不獨”狀態？如果維持不住，遲早要跟大陸統一的話，那麼何時跟大陸談判，自己可以從中獲得最大談判籌碼或利益？這些問題，均需要組織台灣內部的精英和學者進行深入的研討和論證。但在台灣社會，沒有人敢組織這樣的討論或論證。一旦組織這樣的討論或論證，就會被政治對手扣上“親共賣台的紅帽子”，其政治生命也就基本上到此結束。所以，“統者不敢言統，獨者不敢言獨”成為台灣社會的奇怪現象，尤其“統一”二字在島內變成了令人忌諱的字眼。這樣一來，任憑台灣跟大陸談判的籌碼在不斷流失，政治人物卻因個人選舉私利而不敢站出來面對和改變這一現實。客觀地看，民主在台灣的發展及前途問題上，有“功”亦有“過”；換言之，“台灣成於民主，困於民主”。當然，該說辭並不是說台灣民主是失敗的，而是說台灣在戰略發展方面受困於其民主選舉，致使其喪失了很多機會而走向被動和困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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