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籍志願兵的罪與罰
在《大江大海》中，龍應台提到：2009年，她循線到彰化縣和美鎮訪問七人之一的柯景星，對這位已經九十多歲的老人進行訪談。他描述當時狀況：
“我們十幾個人把四、五十個俘虜圍起來”，“隊長杉田鶴雄就命令我們殺人。那把軍刀上還有天皇的菊花。不服從命令，我們就要被殺。”“之前有教我們刺槍術。教刺槍術的教練是在天皇前面表演第一名的”。“隊長一聲令下，就通通用刺刀刺死”；
“你們殺這四、五十個俘虜，不是開槍，全用刺刀？”
“開槍危險，開槍怕打到自己人。都用刺的，一個一個刺死。我站得比較遠，有一個印度兵逃來我的腳邊，我說‘這是天要殺你，不是我要殺你。’就刺了他一刀。還有一個英國兵在喊救命。一個清水人叫我殺他，我說你怎麼不殺他，你比較高才刺得到啊。”
戰後審判時，這群台灣兵坐在椅子上，軍事法庭安排澳洲俘虜出庭指證，“一個耳光換五年”。柯景星當場被判死刑。他的感覺是“我真的要死了嗎？死了還沒人哭啊。”“第二天改判十年，很高興”。他被關七年半之後，因為英皇登基才被特赦，回到台灣。
我想請教李登輝的是：上一代的台籍“志願兵”真的是“日本兵”嗎？他們有罪嗎？他們應當受到這樣的懲罰嗎？李登輝說：“在軍隊裡，有時被反覆摑掌，或被迫洗丁字布，但我並不記得有甚麼特別嚴苛的待遇”。當時負責訓練的日本軍士官經常嘲笑台灣兵“人の嫌がる軍隊を志願して來る馬鹿も居る”(人人嫌避的軍隊，竟然有人志願進來以“馬鹿”自居)。“馬鹿”一辭很難有適當的中文翻譯。李登輝應當很瞭解這句話的意思吧？
“自我殖民”的論述
在不久之前發生的“反課綱微調紛爭”中，國、高中學生三百餘人包圍教育部，在現場夜宿，到了晚上十一點半，五十多位中學生帶梯子爬過教育部圍牆，闖進教育部大樓，佔領教育部長室，在警方驅趕逮捕時，學生不斷高喊：“退回洗腦課綱，捍衛教育尊嚴”，“教育不是兒戲，學生不是白痴！”
教育部官員羅列出“反課綱”團體爭議的主題，共計有十七項，大多是專有名詞，包括把“日治”改成“日據”，“日本統治”改成“日本殖民統治”，“接收台灣”改成“光復台灣”，“慰安婦”改成“婦女被強迫做慰安婦”，“中國”改成“中國大陸”等等。任何人都不難看出：所謂“反課綱”運動，其實是“台灣國”和“中華民國”兩種意識型態之爭。我感到大惑不解的是：即使台灣想獨立建國，有必要為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擦脂抹粉嗎？為日本殖民統治擦脂抹粉，就能維護“台灣教育的尊嚴”嗎？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及十三位綠營執政縣市長發表聯合聲明表示：看到高中生站出來，用“肉身衝撞”教育部，“我們被這股勇氣感動，同時也覺得慚愧，因為給孩子一個健全的教育環境和客觀的內容，本應是大人的責任”。他們呼吁教育部：應宣佈立即撤回爭議課綱，繼續沿用現行課綱教材，如果馬政府仍舊執迷不悟，那麼改正爭議課綱、讓教育擺脫政治的干擾，將會是下一任政府的責任，“我們誓言要扛下這個責任，絕不逃避！”
“文化中國”
“反課綱”紛爭暫告一段落，兩岸中國人在日本戰敗投降70週年紀念抗戰勝利，台獨則公開紀念日本“終戰”、懷念皇民化。李登輝說70年前台灣人是在為“祖國”日本作戰，並感謝日本將他那位志願參加日本海軍而當了炮灰的兄長入祀靖國神社。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立刻表示：這是李登輝“個人的歷史經驗”，主張我們要“珍惜現在所享有的言論自由”，要包容不同的歷史記憶和歷史詮釋。
任何人都不難看出：李登輝的言論和“反課綱微調”並不是獨立事件。民進黨如果再度執政，一定會“改正爭議課綱”，並繼續沿用“自我殖民”的“現行課綱”。因此，明年的總統大選，將是“自我殖民”和“文化中國”之爭。
所謂“文化中國”，是一個非常值得台灣闡揚的一個概念。我有一位來自廣州中山大學的研究生，寫了一篇碩士論文，討論〈海峽兩岸的“三國演義”〉。他認為：現在海峽兩岸其實存有三個“中國”，“政治中國”的控制中心在北京。在東亞四條小龍騰飛的時代，“經濟中國”的中心在台灣，現在已經轉到大陸。但“文化中國”的中樞，仍然是在台灣。
我們可以從一個比較寬廣的角度，來談“文化中國”的概念。佛教在漢明帝(西元28-75年)時代傳入中國之後，和中華文化傳統互相結合，開始塑造出“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東亞文明。此後一千年，歐洲處於“黑暗時期”(dark age)，和同一時期的非洲並沒有太大差異。
到了十一世紀，十字軍東征前後八次(1096-1291)，將希臘傳統帶回到基督教世界，兩者互相結合，導致後來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十七世紀啓蒙運動發生之後，歐洲科學快速發展；十八世紀發生工業革命，到了十九世紀，資本主義興起，西方國家紛紛採取殖民主義的策略，往外擴張，並將許多非西方國家納為殖民地。
以“文化中國”對抗“台獨史觀”
中國自中英鴉片戰爭(1839-1842)之後，便陷入一連串的內憂外患之中，動蕩不安的社會條件，使中國的知識社群無法定下心來，吸納西方文明。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敗於明治維新後新興的日本，割讓台灣，更使得中國知識分子信心全失。到了五四時期，主張“全盤西化論”的西化派甚至主張“打倒孔家店”、“把線裝書扔到茅厠坑裡去”，而形成“全盤西化反傳統主義”的意識形態。
在日據時期之前，台灣本來就是主要由漢人所組成的移民社會，1949年蔣介石撤守台灣時，跟隨他渡海來台的兩百萬民中，除了六十萬軍人之外，還有來自全中國各省的文化菁英，他們已經把台灣的民間社會塑造成一個“比中國更中國”的“文化中國”。可是，我們不難想像的是：民進黨如果在明年總統大選中獲勝，他們一定會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地用“台獨修正主義史觀”來扭曲客觀的歷史事實，來清洗人們意識中的“文化中國”。
令人不解的是：即使台獨派想搞獨立，也要當一個堂堂正正的台灣人。為甚麼要附和日本右翼的“修正主義”史觀，當日本殖民地的“次等國民”？李登輝願意以“馬鹿”自居(馬鹿も居る)，台灣人為甚麼非得學他當“馬鹿”不可？這種精神上的“自我殖民”，哪裡還有甚麼“台灣主體性”可言？
在國民黨“氣若游絲”的狀況下，為了對抗台獨修正史觀的逆流，台灣文化界的自救之道，就是重組當年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化協會”，效法當年蔣渭水、林獻堂等先賢的抗日精神，高舉“文化中國”的大旗，來和“台獨修正主義史觀”作長期的抗爭！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5年10月號，總第21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