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吳部長接受林媽媽的邀請，在林冠華家裡開了記者會。結束後遇到反課綱的學生大叫“部長殺人！”“撤回課綱！”，他有點忍受不住，回了一句：“為什麼你說的我們就一定得接受？”
當天晚間，反課綱的學生們先是衝進立法院靜坐，又轉移陣地到教育部外弔唁林冠華，並獲得泛綠立委召開臨時會的承諾。凌晨，學生與抗議民眾強行拆除拒馬，佔領教育部廣場。隔日下午，吳思華首度在學生面前現身。面對學生的三個問題：是否退回課綱、願不願意道歉、是否下台負政治責任，他仍然堅持新舊課綱併行的訴求，抗議學生譏笑他：“只會做申論題，不會做是非題”，因為被噓聲逼到無法言語，吳思華只好轉身進入教育部。
一群少不更事的中學生，當面斥責主張“新舊課綱並用”的教育部長“只會做申論題，不會做是非題”，這就是蔡英文不惜把“國、民兩黨帶進歷史的灰燼”，也要培養出的下一代！回想當年大陸搞“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破四舊，立四新”，真是令人不寒而慄！
“為台灣的未來努力”
在林冠華燒炭自殺當日，重返教育部抗議的學生示威現場，發生了一幕令人觸目驚心的人倫爭執。深夜兩點，一對夫妻在現場找到參與抗爭的兒子，勸他回家；父親抱住兒子，卻被兒子一把推開，說“離我遠一點”。拉扯之中，這名學生以手臂將父親的頭壓制在腋下，呼喝道：“我在為台灣的未來努力，你做了什麼貢獻？”他反手推開母親，說：“你走開！”事後證實，這對夫妻就是癌童周大觀的父母；那名抗爭學生，就是周大觀去世次年誕生的弟弟，今年才十七歲。
周天觀要父母“走開”，抗議人士在旁幫腔說周天觀是為了未來奮鬥，郭盈蘭怒聲回嗆：“你們在誘惑孩子犯罪！他還沒滿十八歲！”
事後周天觀在臉書上表示，雖然他未成年，但這場革命他必須參與其中，這是他“一生最光榮的時刻，不容任何人破壞，就算是家人也一樣”。他已經“和政府革命，不介意在家裡再來一次，反正已經動手打爸爸了。”
事後，周天觀由父母陪同召開記者會，他在會上表示：“吃台灣米，喝台灣水，為什麼不能講台灣獨立？”父母親無奈地表示：他們尊重孩子所表達的意願。
“台灣意識”和“台灣精神”的對立
從上述幾則故事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台灣意識”和“台灣精神”之間的差別。每個人都可能根據自己所擁有某些特質，來形塑其“自我意識”，而形成所謂的“性別意識”、“族群意識”、“階級意識”、或“地位意識”。這些特質有些是與生俱來的，像個人的性別、種族、膚色等等，反映出個人被“賦予的地位”(ascribed status)；有些是個人運用其理論理性或實踐理性，而努力爭取到的，稱為“獲致的地位”(achieved status)。個人被“賦予的地位”，並不能反映出他的“精神”。
然而，當個人精益求精，不斷地以其理論理性或實踐理性追求更高的成就時，他追求“獲致地位”的行動，則會彰顯出他個人的精神。不論周天觀或林冠華是不是外省移民的第二代，當他們自覺地說：“我吃台灣米，我喝台灣水，我是台灣人”時，這是“台灣意識”。“台灣意識”的作用，在於區辨“我群/他群”的不同。它源自於個人的“既自存在”，本質上是一種“賦予的地位”，當它因為各種因素，而被“對自存在”喚醒之後，個人只能用辯證的思維來超克它，但卻很難改變他的本質。
“台灣精神”則不然。它是擁有“台灣意識”的人，在覺知其“既自存在”之後，通過其理性的反思與辯證，從事某種倫理或道德行動，為社會大眾所認可，而獲致的地位。周天觀的父母在其長子逝世後，成立“周大觀文教基金會”，長期鼓舞癌症病患，挑戰病痛，不管他是不是外來移民，或是外來移民的後代，他們在台灣社會中所作的工作，都是在鼓舞“台灣精神”。當周天觀把父親的頭壓在腋下，問他父親：“我在為台灣的未來努力，你做了什麼貢獻？”則反映出：高漲的“台灣意識”可以抹殺任何“台灣精神”。
“文化中國”的靈魂
這裡我要特別強調的是：“台灣精神”是台灣這個“文化中國”的靈魂；而在政治人物的刻意操弄下，“台灣意識”卻很可能變成台灣內部衝突不斷的主要因素。“文化中國”是杜維明教授在1980年代便開始提倡的一個概念。我曾經指導一位來自廣州中山大學的碩士生，完成了一篇碩士論文，題為〈三“國”演義：來台陸生的多元“中國”認同〉。文中指出：目前海峽兩岸其實存有三個“中國”：“政治中國”的中樞在北京；在東亞四條小龍騰飛的時代，難以計數的台灣商人發揮了強韌的“台灣精神”，塑造出當年台灣的經濟奇蹟。在那個時代，“經濟中國”的中樞原本在台灣，但隨著大陸經濟的發展，目前已逐漸移轉到大陸各地。然而，“文化中國”的中樞卻是在台灣。為什麼呢？
在日據時期之前，台灣本來就是主要由漢人所組成的移民社會。1949年蔣介石撤守台灣時，跟隨他渡海來台的兩百萬民中，除了六十萬軍人之外，還有來自全中國各省的文化菁英，他們已經把台灣的民間社會塑造成一個“比中國更中國”的“文化中國”。
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來看，今天的台灣社會是三大文化系統的交匯之處：教育系統裡傳授的是以“個人主義”作為預設的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經過“全盤美化”的一九九四年“教改”以及政治勢力有計畫的“去中國化”打壓之後，儒家文化傳統逐步被排除在教育系統之外，它在台灣不僅是“花果凋零”，而且是氣若游絲。今天我們在充分吸納西方科學哲學之後，可以很清楚地辨認出支撐華人生活世界的“先驗性形式結構”(transcendental formal structure)。相信“緣起性空”、“借假修真”的“人間佛教”團體，不僅已經把台灣打造成為“文化中國”的中心，而且成為在民間社會支撐儒家倫理的最重要的力量。
“人間佛教”的實踐
“人間佛教”原本叫做“人生佛教”。其最早提倡者太虛大師（1890-1947），因為當時主張“全盤西化”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傳統展開無情的打擊，而型塑出他“人生佛教”的理想，並於1917到1937的二十年之間，致力於推廣“人生佛教”。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太虛大師在《宇宙風》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為〈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承認他過去20多年來在推廣“人生佛教”運動上的努力，因為自己“理論有餘而實行不足”，又找不到“實行和統率力充足”的人，實踐他“人間佛教”的理想，悲願完全落空，並在1947年過世。
太虛大師大概作夢都不會想到：“人間佛教”的理想竟然在他身後會在台灣大放異彩。台灣佛教的主要宗派雖然都在提倡人間佛教，而且各擅勝場，其中最為傳奇的人物是佛光山的星雲大師和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
星雲是揚州人，十歲時發生蘆溝橋事變，抗日戰爭開始。他與家人跟隨難民潮向蘇北方向逃亡，在槍林彈雨之中穿梭求生，父親卻在日軍攻打南京的煙硝裡“人間蒸發”了。父親失蹤後，家中生活陷入困境，他祇好在十二歲時到棲霞山寺出家。
“徐蚌會戰”發生時，二十五歲的星雲因為參加“僧侶救護隊”，想到台灣受訓，而於1949年春天，來到了台灣。一甲子之後，他不僅在台灣南部開創了佛光山，他培養出來的上千名從眾更組織戒律嚴謹的教團，在全球各地建立了三百多個道場，到世界各地弘法，最近並在台灣成立中華傳統宗教總會，整合本土及外來宗教。
在眾多因素因緣際會之下，結合中國文化傳統的“人間佛教”其實已經塑造出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宗教和文化現象，將台灣打造成現代的“文化中國”。目前正在以台灣作為中心，向世界各地輻射。
“即自存在”的壓力
令人遺憾的是，今天綠營的政治人物完全不清楚“台灣精神”對於台灣社會的重要意義，反倒刻意要利用“台灣意識”以謀取政治利益。在周天觀和父母發生衝突的第二天，父母親陪他召開記者會，周天觀倔強地表示：“吃台灣米，喝台灣水，為什麼不能講台灣獨立？”父母親也只能無奈地表示：他們尊重孩子所表達的意願。這是身為父母的人因為親情而屈從於自己的“即自存在”。林冠華的母親在兒子自殺後，也有類似反應。她連續在臉書PO文懷念愛兒。她跟林冠華的同學深入交談，瞭解真相後，重新認識到自己的這個孩子，“他完全不盲目，他忠於自己意志，並且有追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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