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人”
而林冠華的戰友們則透過網路，四處傳送“林冠華語錄”：
“如果有人逼迫你忘記不該忘的東西，你應該反抗、你應該戰鬥，你不該讓自己變成被豢養的野獸！因為我們都是驕傲的賽德克．巴萊，真正的人！”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他們真的知道自己在反什麼嗎？他們知道自己在反可能教出你這種垃圾的課綱。全劇終。”
“你這種垃圾”是指父母那一代。“教出你這種垃圾的課綱”應當就是指“微調課綱”。“賽德克．巴萊”是魏德聖主導拍攝的電影長片。在賽德克語裡，賽德克是“人”的意思，巴萊則是“真正”的意思。“賽德克．巴萊”的意思就是“真正的人”。這部電影的內容是在描述“霧社事件”中原住民抗日的故事，但以獨派所主張的“台獨史觀”來看，卻有完全不同的解讀。他們認為：原住民才是台灣“真正的主人”，其他的漢人、荷蘭人、日本人、以及國民政府，都是“外來殖民政權”，都是“台灣人民”反抗的對象。“微調課綱”是以“漢人為中心的史觀”，是“大漢沙文主義”，找不到原住民的歷史，所以必須挺身反抗到底，才算是“真正的人”。
然而，“原住民的歷史”是什麼呢？
“人種展示”與原住民研究
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期間，日本曾經在會場展示台灣原住民。當時的殖民主義者，一方面藉由“人種展示”來炫耀帝國的權威，一方面宣稱：他們的殖民是促進世界文明發展的進程。
“人種展示”其實是日本研究台灣原住民的開端。昭和元年（1926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的移川子之藏來到台大前身的台北帝國大學，設置“土俗人種學講座”，從事“人種學”研究。兩年後，東京帝大出身的飯詔龍遠教授及力丸慈圓副教授也連袂來台，在台北帝大創設“心理學研究講座”。
1930年，霧社事件爆發，日軍參謀和知鷹二鑑於原住民對日本軍警作戰英勇，以寡擊眾，因此建議：若能徵召原住民替日本作戰，應能對日本有所貢獻。為了配合當時日本政府的“南進政策”，當時台北帝大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調查台灣山地原住民的智力、形狀知覺、色彩偏好、民族習性行與懲罰制度等，準備到南洋作戰。
“大東亞戰爭的魅力”？
有些獨派作者描述“高砂義勇軍”如此奮不顧身地為日本出征作戰，是因為他們“戰勝不了大東亞戰爭的魅力”。所謂“大東亞戰爭的魅力”，便是“將亞洲由白人殖民的國境中解放出來”，這種論點聽起來，似乎是在跟今天日本對二戰歷史的修正主義者相唱和。
這些修正主義者主張，日本沒有侵略鄰國，只是在“朝鮮、台灣和滿洲投資”，日軍強徵慰安婦也是南韓政府編造的故事。在曾經歷二戰且親眼目睹日軍罪行的日本老一代凋零後，有愈來愈多日本年輕人相信這些說法，修正主義史觀逐漸成為主流。
即使“高砂義勇軍”真的是有心協助“日軍把白人帝國主義者趕出亞洲”，日本政府對他們的回報又是什麼？
“天理難容的判決”
台灣原住民李光輝（日名中村輝夫），是陸軍一等兵。終戰後，仍躲藏在印尼的摩洛泰島山區，獨自生活近三十年。1974年被發現後才被送回他的故鄉，台灣台東。當時日本政府發給李光輝日幣六萬八千元。但是同一時期在關島山洞被救出的二位日本兵，橫井庄一領了一千萬日幣，小野田寬郎是少尉軍官，所以領二千萬。台灣人領六萬八千元，日本人卻領一、二千萬元，非常的不公平！明治大學宮崎繁樹教授因此發動組成“台灣人元日本兵士補償問題思考會”，並組成八人的律師團，邀請台灣人鄧盛等十三人當原告，義務為此一問題進行代理訴訟，向日本政府及國會要求賠償包括貯金、未給付薪俸其它等等。
1982年東京地方法院的審判長牧山市治，針對這一案件的判決是：“台灣人的告訴非常值得同情，但是沒有法律上的依據。”所以不是敗訴，而是“棄卻”（駁回）。當時告訴團團長鄧盛在法庭上大發雷霆說：“這種天理難容的判決，是不是日本已沒有正義、人道？日本人是沒血沒淚的嗎？”
“為日本祖國作戰”？
日據時期，出生於日本列島者為日本“國民”，或稱“內地人”，出生於殖民地者則為“臣民”，或稱“外地人”；台灣人稱為“本島人”。內地使用的規定以法律形式發佈，外地使用的規定以“敕令”發佈。東京地方法院的判決表示：日據時期，日本是依照台灣總督府的“敕令”在統治台灣“臣民”，所以只能發給“慰問金”；不能依照當時日本的“內地法”，發給國民補償金！更清楚地說，獨派作者說什麼“高砂族受過日本教育，‘國民意識’非常強烈”，根本是一廂情願，刻意扭曲歷史！
2015年8月底前總統李登輝出版新書《新．台灣的主張》，他形容自己是“接受日本統治時代教育，並且成為志願士兵的台灣青年”。當年與哥哥志願成為日本兵，“一心懷抱著為國家挺身作戰、光榮赴死的理想”。
這本書有相當篇幅是李登輝自述的二戰回憶。李登輝說，哥哥是日本海軍陸戰隊員，1944年在馬尼拉之役負責斷後，“不幸為國犧牲”。2007年6月7日，哥哥陣亡後的六十二年，他終於在靖國神社見到哥哥，“我由衷感激日本人將哥哥奉祀在靖國神社”。
“反課綱”紛爭暫告一段落，兩岸中國人在日本戰敗投降70週年紀念抗戰勝利，李登輝卻接受日本右翼媒體訪問，說70年前台灣人是在為“祖國”日本作戰，對日抗戰並非事實。馬英九紀念抗戰勝利，是在“騷擾日本”；引起輿論譁然。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立刻表示：這是李登輝“個人的歷史經驗”，主張我們要“珍惜現在所享有的言論自由”，要包容不同的歷史記憶和歷史詮釋。
蔡英文的“包容”
長久以來，李登輝一直是蔡英文背後的影武者。蔡英文雖然口口聲聲說他尊重“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她所謂的“包容”，只是要大家“包容”李登輝的“日本祖國論”；民進黨卻不能包容依照“中華民國憲政體制”而作“微調”的課綱！
任何人都不難看出：李登輝的言論和“反課綱微調”並不是獨立事件。民進黨如果再度執政，一定會“改正爭議課綱”，並繼續沿用“自我殖民”的“現行課綱”，來清洗人們意識中的“文化中國”。
令人不解的是：即使台獨派想搞獨立，也要在“文化中國”的土壤上，當一個堂堂正正的台灣人。為什麼要附和日本右翼的“修正主義”史觀，當日本殖民地的“次等國民”？李登輝在他的新書中說：“在軍隊裡，有時被反覆摑掌，或被迫洗丁字佈，但我並不記得有什麼特別嚴苛的待遇”。當時負責訓練的日本軍士官經常嘲笑台灣兵“人の嫌がる軍隊を志願して來る馬鹿も居る”(人人嫌避的軍隊，竟然有人志願進來當“馬鹿”)。李登輝願意以“馬鹿”自居(馬鹿も居る)，台灣人為什麼非得學他當“馬鹿”不可？這種精神上的“自我殖民”，哪裡還有什麼“台灣主體性”可言？
在國民黨“氣若游絲”的狀況下，為了對抗台獨修正史觀的逆流，台灣文化界的自救之道，就是仿效當年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化協會”，組織“台灣精神重振會”，效法當年蔣渭水、林獻堂等先賢抗日的“台灣精神”，高舉“文化中國”的大旗，來和自我殖民式的“修正主義史觀”作長期的抗爭！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5年12月號，總第21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