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有人擔心新倫理課的實施，“日本教職員組合”即提出反對，認為以傳統倫理道德評價學生，是將一些價值觀強加在學生身上。他們認為，與其教導學生愛國，政府更應集中心力讓日本成為值得愛的國家。
許多日本人歡迎安倍的倫理教育計畫，認為它可導正強調個人自由的西方價值以及與之連結的道德敗壞。這些人認為道德敗壞正戕害日本年輕人，導致霸淩、青少年犯罪、教室脫序事件層出不窮。數個民調結果顯示，大多數人支持讓學生接受一般倫理教育，認為有助減少年輕人暴力以及培養他們的同理心。
亞洲價值
看到這則消息，口口聲聲希望台灣“脫古改新”，剷除亞洲價值的李登輝，不知作何感想？日本戰前的傳統文化是一種神道教和儒家倫理的混和體，1890年日皇明治教育詔書內容包括：
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夫妻和睦，朋友互信，恭儉持己，博愛大眾，修學習業，求取知識，啟發智能，修心養性，促進公益，遵憲守法，義勇奉公。
對“亞洲價值”稍有常識的人都不難看出：“明治天皇教育詔書”所要闡揚的核心價值，絕大多數出自儒家文化傳統。1994年附合李登輝推動“教改”的所謂“自由派”學者，硬是用各種藉口，把當時的“公民道德教育”廢除掉了，從此之後，台灣的中、小學教育變成了“缺德的教育”，大學教育也陷入雙重“自我殖民”的困境，一方面毫無反省地全盤移植西方的理論，一方面又有人提倡“殖民進步論”，肯定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我想請教李登輝的是：你所反對的“亞洲價值”到底是指什麼？你想“脫古改新”的“新”又是什麼？
修正主義史觀
2015年，明仁天皇的元旦發言便主動提到：“在二戰結束七十周年之際，日本應該藉此機會好好學習以滿州事變（九一八事變）為起點的那場戰爭的歷史，思考日本今後應有的走向。”
當年2月23日，皇太子德仁在五十五歲的生日記者會中，也強調戰後“和平憲法”的重要性，他認為：“在戰爭記憶逐漸淡去的今天，謙虛地回顧過去，向對戰爭沒有直接認識的下一代，正確傳遞悲慘經歷和日本走過的歷史道路，十分重要。”
政治人物的大多數決策出自於厲害的計算，日本皇室的這一系列發言，則是要彰顯“亞洲價值”的核心，儒家的“仁”，亦即“明仁”或“德仁”名號中的“仁”。他們之所以會發表這一系列談話，是因為伴隨著“戰爭世代”的消逝，日本有愈來愈多的年輕世代已經淡忘掉先人參戰的感受，而相信日本右翼政客的“修正主義”史觀。這些修正主義者主張，日本沒有侵略鄰國，只是在“朝鮮、台灣和滿洲投資”，日軍強徵慰安婦也是南韓政府編造的故事。在親眼目睹日軍罪行的“戰爭世代”凋零後，有愈來愈多日本年輕人相信這些說法，修正主義史觀也逐漸成為主流。
日本“修正主義史觀”的台灣代言人
這種“修正主義史觀”在台灣最有力的代言人是前總統李登輝。他在去年發表的新書《新．台灣的主張》中，形容自己是“接受日本統治時代教育，並且成為志願士兵的台灣青年”。當年與哥哥志願成為日本兵，“一心懷抱著為國家挺身作戰、光榮赴死的理想”。
李登輝今年93歲，是明仁天皇所說的“戰爭世代”。然而，他對二戰的“歷史記憶”卻和明仁完全不同。身為台灣的前國家領導人，他的“歷史詮釋”卻是選擇和日本右翼的“修正主義”史觀一鼻孔出氣！明仁對戰時日本的生靈塗炭“至感痛心”，李登輝對軍國主義的“日本祖國”卻是“真情難忘”。他對社會科學本土化的進展一無所知，卻引用一百年前問世的韋伯學說，呼籲台灣人民和他一起“脫古改新”！安倍政府搬出明治天皇的教育詔書，著手重建日本的倫理教育；他卻大張旗鼓，批判“亞洲價值”，認為這樣才能造成台灣的“典範轉移”！
“媚日反中”的教改世代
我們必須正視的嚴峻事實是：在一票主張“全盤美化”的“自由派”學者推波助瀾之下，李登輝已經成功的教育出“價值空洞、思想錯亂”卻盲目“親日反中”的教改世代。
在“反課綱微調”過程中綠營電視節目主持人鄭弘儀多次邀請學生上節目，在他的節目中調侃台灣當局還在“紀念抗戰七十週年”，他說，他的父親讀日本小學，當日本海軍，彼時算是日本人；中國軍隊抗戰，打的是包括台灣在內的日本，“與我的爸爸為敵”，如今要慶祝勝利，“那你覺得我爸爸的心情怎麼樣？”
在“反課綱”學生進佔教育部廣場期間，“閃靈樂團”是學生們最重要的晚間節目。閃靈有一首題為“皇軍”的歌，唱遍台灣南北，其歌詞台語、日語夾雜，高聲頌揚當年的“台灣人日本兵”：
海鷗(かもめ)展翅高迴遠飛
直直召喚阮綴伊遠洋
赤日一逝一逝的光芒
放送出 男兒志氣萬丈
穿過軍衫 穿過皮肉
染血軍徽安佇靈魂頂
伴白雲 戴青天
戰旗高掛
大港起風湧
堂堂男兒欲出征
氣勢撼動高雄(Taka-o)
齊開向你我前程
我要指出的是，在“反課綱”的同時，其實另有一套“課綱”正在台灣這個島嶼上，教育我們的下一代，希望把他們訓練成“台灣人日本兵”，變成台灣內部知識界、文化圈、媒體、政團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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