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的善政治理”的“依法治理”：在中國戰國時期，法家韓非子曾言：“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不過傳統中國的法制思想，重點在於以法利民，而非當代法治精神，而中共在完備國家現代化“治理體系”過程中也將依法治理視為重要內容，“法”代表透明的規矩，它可以減少治理成本，在法治精神邏輯下，“法”一旦制定，就必然公示於眾，而且人人得而遵之，所以稱為“依法治理”，而非“以法治理”，故而“依法治理”也意味在中國大陸任何人、任何團體、任何政黨都必須平等守法，依法而治，當然，“法治”決不是有法就可以治，習近平強調“全面依法治國是一項長期而重大的歷史任務，也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當前，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方面都存在不少薄弱環節，法治領域改革面臨許多難啃的硬骨頭，迫切需要從黨中央層面加強統籌協調”。 因為中共對“法治”重視，也是改革開放之後，走過“從‘社會主義法制’到‘社會主義法治’﹔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到‘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之路”漫長而艱辛，所幸中國大陸有兩個因素，有可能促使其政治文化逐步邁向“依法治理”：一是中共政權曾經歷過長達十餘年、最令人難忘的“文化大革命”時代，當時是極端人治時代，所以，如果當前中共教育中能對這一段歷史，進行足夠深刻反思，則法治重要性就必然慢慢深入人心，深入社會；二是習近平提出法治落實的主要因素是各級“領導”，習稱為“關鍵少數”，習近平在2015年初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強調指出：“全面依法治國必須抓住領導幹部這個‘關鍵少數’。領導幹部要做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模範，帶動全黨全國一起努力，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上不斷見到新成效。”
“穩定的善政治理”的“執政為民”：表現在政策的決策、執行及效果：關鍵之首在決策，什麼政策才是“造福人民，與民興利”的合理政策，中共提出決策必須“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在中共國務院2019年4月20日下發的“重大行政決策程序暫行條例”中“第五至七條”，對三者有所解釋： “科學決策”指“作出重大行政決策應當遵循科學決策原則，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堅持從實際出發，運用科學技術和方法，尊重客觀規律，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民主決策”指作出重大行政決策應當遵循民主決策原則，充分聽取各方面意見，保障人民群眾通過多種途徑和形式參與決策。“依法決策”指作出重大行政決策應當遵循依法決策原則，嚴格遵守法定許可權，依法履行法定程序，保證決策內容符合法律、法規和規章等規定。我們注意其政策決策的排序是“科學決策”最先，這是要求任何政策的內容，必須以當前的綜合、客觀知識為根本依據，還必須為以後負責。其次“民主決策”，追求政策的決策過程必須協商、溝通，政策執行必須人民支持，受人民監督，所以人民利益、認知都必須到位，政策才能執行。至於“依法決策”，追求的是決策的程序，也包括政策決定權和決策者法定責任。一般而言，政策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不必然共存，甚至是相互矛盾， 而中共政權做法是政策首先有科學支撐，才進入“民主環節”，前者避免一把手獨斷，後者避免民粹主義干擾；總之，政權必須以“為民與利”之心，將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三者辯證地統一政策的決定、執行全過程，才是“善政”，才能獲得政權的“合法性”。
所以讓中國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信賴，對中共政權的政策有信心，對中共領導人充分信任。制度的信賴來自於依法治理，政策信心來自於施政為民，對領導信任來自於接班人經歷。要求在全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並表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而且提出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這就是前段所說在混合所有制的經濟基礎上，把集體和個人的利益調合起來。當然這一套制度，從中共建立政權發展至今最大問題有二：一是過度強調效率，在集體主義和絕對公有制主導下，執政者很容易忽視人民、漠視個人；二是過度強調穩定，在沒有相對制衡情況下，執政黨容易腐化，領導人容易獨裁；而集中表現在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了上述中共執政經驗的歷史教訓，習近平強調了“依法治理”的法治要求和“不忘初心”的黨性要求。
第四、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天下關懷”推動“共議、共治、共享”新型國際社會：不同於西方政治以“國家”為典範的國際關係，中國傳統一直是以“天下”為典範；以“國家”為典範，則思考國際關係時，就必然從“排他、利己”為導向去建構彼此的關係；而以“天下”為典範，則必須以“秩序、分享”為導向，傳統中國朝廷就在此觀念下，建立一套維護政經秩序“天下觀”：以經濟上分享，建立起以中國為首各統治者間“均衡秩序”，被稱為“朝貢體制”的秩序觀，如今看來，存在幾個不穩定因素：第一維護者本身必須富有而強大，富有故而可以分享，強大可以維持秩序，一旦維護者自身衰弱，體制就難以維持；第二形成“朝貢體制”過程中，其他參與者並沒有話語權，所以“朝貢體制”越來越是中國朝廷“政治面子工程”；第三“朝貢體制”在本質上除“薄來厚往”經濟利益之外，欠缺其他的論述基礎；第四中國的歷代王朝對周邊關係也並不重視。因此，“朝貢體制”至多祇是中國朝廷“理藩策略”，並不是東亞的各“國”（正確地說是“朝廷統治”）秩序架構體系。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入侵後，舊秩序立即崩潰。
二戰之後，帝國主義撤離殖民地，然而在幾乎所有被殖民地區，許多新興獨立國家國界都是殖民者依繼續控制需要而劃定，於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間糾紛不止，衝突不斷，動亂不已，老殖民母國依然可以“火中取栗”操縱得利。美國崛起於二戰後，雖無殖民地，卻承繼帝國主義野心，冷戰後，更是轉為“霸權主義”，肆意踐踏、霸淩亞洲小國，仇視、挑釁亞洲大國，無所不用其極破壞國際規則，挑戰世界和平，原本因科技神速發展和中國大陸快速崛起帶來世界變局，又忽然被“新冠疫情”和美國右翼政客的流氓行徑攪成百年未有的國際亂局。在此混局之下，中共政權捨棄中國傳統的“朝貢體制”，但發展以“國家”為基礎的“天下觀”，並且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中國“新天下觀”認知基礎，大大強化“新天下觀”理論必要性，且還提出“共議、共治、共享”“一帶一路”政策，作為實踐方案，使“新天下觀”國際新秩序是經由共議過程，實現共治理念，達成共享目的。所以有人要問中國大陸所希望新國際格局、新國際架構是什麼樣架構?中國的答案一定祇有方法，沒有藍圖，因為未來是“共議”結果，不是中國一家說了算。但是對西方國家特別美國霸權主義慣了的國家自然不會贊成，所以她必然反“一帶一路”，極力破壞、醜化、污衊“一帶一路”，挑動“一帶一路”國家不與中國合作，然而此次“新冠疫情”給地球上的人類很好機會反省“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命題與人類未來關係。
中國首次提出時祇稱“命運共同體”，2011年9月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其中“四、中國和平發展是歷史的必然選擇”乙節中，指出“不同制度、不同類型、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又說“要以命運共同體的新視角，以同舟共濟、合作共贏的新理念，尋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鑒的新局面，尋求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新內涵，尋求各國合作應對多樣化挑戰和實現包容性發展的新道路”。到了中共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合作共贏，就是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係，同舟共濟，權責共擔，增進人類共同利益”，明確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其後習近平大力地向國際推銷此一理念。如2013年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同年在印尼；2014年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2015年又在博鰲亞洲論壇、同年在巴基斯坦，在印尼“亞非領導人會議”上，在出席第70 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會上，在巴黎氣候大會開幕式上；2017年更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主旨演講，雖然習總書記每次使用名詞並不完全相同，但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核心精神完全一致。
“新冠疫情”是由“新冠病毒”傳播所引起，由於“新冠病毒”帶有變異快、傳播管道多元、時間長等特點，它的傳播大大改變人們自工業革命以來比較習慣社會經濟密切互動生活方式；而且祇要世界仍有一個地區疫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人類生活方式就會受影響，是以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發了一篇 Science：根據論文中的描述，無論是否能研發出疫苗，“新冠病毒”都可能會陪伴人類到 2025 年。那麼，2025 年以後人類能擺脫“新冠病毒”嗎？不，祇是到時我們就已經習慣了這種隔離的生活方式了……” 我們不知道未來是否真的如此，但是現代世界的人類，已經因“新冠疫情”被迫成為一個不折不扣“健康共同體”，“新冠病毒”存在於今日世界200個國家，限制人類已習慣的“正常生活”，一如身體祇要有病毒入侵，而我們自身免疫系統，或是當今醫術無法治療，則我們日常作息必受影響，所以說人類已進入“健康共同體”新時代。如果說以往我們強調“利益共同體”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依據的話，那麼如今“健康共同體”更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自然合法性基礎。前者祇能依據“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經濟理性發揚，而後者則是“一損俱損，一衰俱衰”人類基本生存法則底線的體現。因此，此時此刻闡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必然更有其“正當性”。未來若能證明“一帶一路”設想成功實踐，對於建立相關國家“利益共同體”可行性；再配合中國研發疫苗，惠及其他各國，彰顯“健康共同體”必要性，則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必然獲得更加廣泛、更加堅定的支持，則更加合理，更加穩固，不以武力，不以嚇阻為依歸的國際新和平觀就有可能被思考、被提及、被討論、被試驗、被架構。而建成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相適應的、更合理的國際上層建築。
不過毫無疑問地，無論是去推廣、行銷“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或是去實踐“一帶一路”政策，去開發對抗病毒的疫苗，在現階段都必須依靠和依賴“國家”，所以在“新天下觀”中，“國家”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政治單元，祇是“國家”在人類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和功能，有可能慢慢不再是民族安全保障，而是地區人民發展推進者，不是軍事載體，而是合作載體，不再是統理與管治者，而是善政與治理者。
四、結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是基於逐步排除後殖民心態的學術殖民化現象思考，一方面是現存西方政治學，在人類政治實行經驗中，理論上出現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實踐上出現民粹主義等明顯缺失，而且已看不出西方的政治在制度上有自癒機制和可能性；另一方面是中國大陸的實踐，確實走出一條符合自己國情的道路，加上中國傳統朝廷政治積纍數千年經驗，因此如何走出西方政治學既定框架，保留西方政治現代探索，結合中國傳統朝廷政治行政智慧，為政治學尋找新可能性，已經是這一代中國政治學者共同課題。事實上，西學東漸以來，反思西學，為自己民族尋找自主的現代化途徑，代不乏人，祇是面對中、西巨大鴻溝，不先模仿、拷貝，根本無法跨越。因此，反省之思顯得微弱而無力，而且是帶民族主義的情緒性反對，所以從清末的“中體西用”，到民初五四的全盤西化，中國的變革之路漫長辛苦，如今的中國模仿、拷貝和西方自信和傲慢雙雙都走到盡頭，中國大陸奉行的馬列主義不得不向中國特色調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更顯露其霸權主義困境，甚至以撕毀自己建構的國際規範來彰顯其霸主的地位；這種“別人不從，我就耍橫”的“破壞式”領導究歸失敗。
因此，在此時此刻立足中華民族再次復興立場應該是正逢適時，當然在這樣反思中，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立足“反西方”立場，因為西方當代文明的確為人類締造今日世界和可預見明日世界，而我們也不可能反共產主義，因為正是共產主義道路引導中國大陸現代化進程，社會主義的價值和方法，已經滲透進近代中國的價值理念中，形塑中國人現代性規範，我們更無法反中國傳統，因為那正是我們之所以為我們，以及我們唯一可以前往的歸宿。因此我們必須“立足自主，不棄西方，善於綜合”地努力探索，嘗試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是回歸“人”根本，依據歷史經驗、中西學理、當代科技以及“人”和人們未來發展需要，去建構一套開放而包容的新政治理論，以便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平等地對話，找回屬於中國的話語權，復興中華民族智慧，重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貢獻。
注釋：
①何濤，“‘中體西用’思想產生的原因及其影響”，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2013/0528/c40531-21645335.html，2013年5月28日；陳旭麓，“論‘中體西用’”，《歷史研究》1982年第5期，http://netclass.csu.edu.cn/NCourse/hep010/ke/ke04/04CK/085.HTM。
②“鄧小平在十二大上致開幕詞”，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6年8月3日，http://cpc.people.com.cn/n1/ 2016/0803/c69113-28608294.html。
③“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 》，2016年5月19日 第2 版。
④申建林，“對中國政治學研究的反思—思維方式突破與研究內容回歸”，愛思想網，2014年7月27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582.html。
⑤楊光斌，“中國政治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突破性進展”，《光明日報》，2015年8月2日。
⑥朱雲漢，“突破與超越：21世紀的中國政治學”，愛思想網，2020年7月21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2201.html。
⑦釋仁，“孟德斯鳩：三權分立才可長治久安”，香港01，2020年1月18日，https://www.hk01.com/%E5%93%B2%E5%AD%B8/66452/孟德斯鳩-三權分立才可長治久安。
⑧張曙光，“從‘天下’到‘天人’：兼論中國思想的基本問題”，《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11期，2017年11月29日，https://kknews.cc/culture/8xo2lx4.html。
⑨貝淡寧由迪，“中國的垂直民主尚賢制及其啟示”，愛思想網，2020年7月23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2223.html。
⑩主筆室，“從政府效能看大陸幹部選訓”，旺報，2018年4月3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403000183-260310?chdtv。
⑪“習近平：矛盾處理是長治久安基礎 老百姓滿意國家才好”，香港電台網站，2020年3月31日，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17960-20200331.htm。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10月號，總第27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