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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獨立是不可能實現的幻夢，兩岸統一才是時間早晚和過程是否平順的問題。 |
中評社╱題：地緣視角下的中美台關係 作者：龐建國（台灣），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理事長、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作者認為，無論從先天條件（如市場規模、地理區位、語言文化）著眼，或者後天形勢（經濟增長、要素互補、供應鏈組合、產業集聚效應）觀察，位在“世界島”海角一隅的台灣，最佳的產業發展和貿易開拓的方向，就是大膽地前進大陸並將大陸的資源引進島內，透過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路徑，善用中國大陸的動能。台灣如果想要跳脫長期以來“悶經濟”的困境，恢復成長的活力，台灣的領導當局必須接受“九二共識”，恢復兩岸協商談判，消除兩岸生產要素流通不必要的障礙，讓大陸企業的運營網絡能夠落地台灣，促成資源雙向流動，台灣才能有效利用大陸快速成長所帶來的豐沛動能，包括“一帶一路”所蘊藏的龐大機遇。
一、前言
2017年12月1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公佈了他就職美國總統之後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在報告中，特朗普定位中國大陸是“戰略競爭者”。他認為，中國大陸挑戰了美國的力量、影響力與利益，企圖侵蝕美國的安全與繁榮。這並不是美國第一次把中國大陸定位為“戰略競爭者”。2000年1月小布希總統上台之初，就曾經放棄克林頓政府時期稱中國是“戰略夥伴”的提法，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直到2001年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發生之後，美國基於反對恐怖主義需要中國大陸的合作，將對華戰略定位從“戰略競爭對手”再次轉向了“戰略夥伴”。
以特朗普經常不按牌理出牌的行事風格，他會不會有一天忽然又稱中國大陸是“戰略夥伴”，誰都說不準。不過，自從特朗普宣稱中國大陸是“戰略競爭者”之後，各種對中國大陸不友善的動作相繼出爐，其中，包括了打“台灣牌”。事實上，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出爐之前，美國國會就先露出了要打“台灣牌”的意向，2017年9月，美國參議院通過了《2018國防授權法案》，其中包括要求行政部門，必須在2018年9月1日之前，研擬出台美軍艦互訪的評估報告。美國國家安全報告出爐之後，特朗普的動作也大了起來。今年3月16日，特朗普簽署《台灣旅行法》，開啟美國和台灣高層官員互訪的門徑。接著，4月初的時候，美國國務院傳出消息，將核准美國廠商以“商售管道”提供台灣自造潛艦所需要的載台技術，以及相關裝備的輸出許可。這一連串的動作，在中美台三邊關係投下了一顆又一顆的震撼彈。
對於美國打“台灣牌”的動作，台灣的獨派人士當然是歡欣鼓舞，甚至於欣喜若狂，視之為大好利多。蔡英文政府表現得比較含蓄一些，但也壓不住喜悅之色，猛向美國國會和特朗普政府表示感謝。但是，台獨人士和蔡政府在歡欣之餘卻也不免心中有些忐忑不安，一方面擔心特朗普的這些動作只是作為和大陸周旋的喊價籌碼，隨時可能被出賣；另一方面，也擔心大陸會採取什麼樣的報復動作，會不會讓台灣的對外處境更被壓縮。
筆者認為，美國對於中國大陸崛起勢頭的忌憚和特朗普“美國優先”或“美國第一”的施政偏好，的確使得中美台之間的關係增添變數，連帶波及台海情勢與兩岸關係。不過，從大形勢的推移看來，特別是從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視角切入，台灣獨立已經是不可能實現的幻夢，兩岸統一只是時間早晚和過程是否平順的問題。
二、地緣政治學的視角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重視地理因素的地緣政治學研究，曾經是討論國家安全和國際關係戰略重要的研究途徑。先是美國軍事戰略家阿爾弗雷德·馬漢（Alfred Mahan）提出了“海權論”，他認為，以歐洲海外殖民的歷史經驗為證，在海運能力提升的時代，制海權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力量根源。
繼馬漢之後，則有英國學者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提出“陸權論”。麥金德認為，橫跨亞洲、歐洲和非洲的大陸塊應該被視為一個“世界島”，這個“世界島”可以劃分成三個環，分別是核心位置的“心臟地帶”（俄國、東歐、中亞和部分的中國領土），環繞“心臟地帶”的“內新月形區”（歐洲沿海地區、阿拉伯半島、亞洲季風區），以及更外圍的“外新月形區”（歐亞非大陸塊上比“內新月形區”更外圍的地帶）。麥金德相信，在前述的地理構成中，東歐是心臟地帶的樞紐，誰掌握了東歐，誰就可以掌握心臟地帶，並進而可以控制“世界島”，稱霸全世界。
在麥金德之後，同樣是從“世界島”的概念出發，美國的地緣戰略學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則提出了和麥金德不同的認知和佈局。融合了陸權和海權的觀點，斯皮克曼認為，夾在“心臟地帶”和海權國家（如英國和美國）之間的“邊緣地帶”（相當於麥金德所說的“內新月形區”），才是最具戰略價值的地區，誰控制了“邊緣地帶”，誰就能統治歐亞大陸，進而掌控全世界。這些論點在二次大戰之前乃至於二次大戰結束後的初期，曾經廣受國安戰略和國際關係學者的重視。
不過，二次大戰之後，一個美國無所不在的時代呈現在世人眼前，地理因素似乎在美國學界的討論中逐漸被忽視。緊跟著美國學術路線走的台灣學界，好像也忘了地理因素或空間距離在研究中美台三邊關係和海峽兩岸關係上的重要性。這種情況在冷戰結束後更加明顯，掌握了大部分“心臟地帶”的俄國，並沒有辦法在原來美蘇兩強對抗的格局中不斷擴張影響力，反而在1990年代之後國勢一路下滑。
三、卡普蘭《地理的復仇》之反思
近年來的情況開始有了改變。這一方面是因為學術界出現了反思的聲音，另一方面則是中國大陸推動的“一帶一路”，把“世界島”、“陸權”和“海權”的概念又重新引回人們的視野。在學術界方面，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Kaplan）在2012年出版了《地理的復仇》（The Revenge of Geography）一書，喚醒大家復習馬漢、麥金德和斯皮克曼的學說。綜合了三位地緣政治學先驅的看法，卡普蘭提醒我們，持久不變的自然地理，對人類的歷史有著重大的影響。科技進步雖然能夠克服地理限制，但更動不了各個國家的地理位置和相應的戰略意涵。進一步說，科技發展所帶來的實力增長，如果能夠有效地結合地理條件，更可以增強國家的影響力。
卡普蘭認為，手上依然掌握著全球海洋霸權的美國，必須好好思考，是要依靠海權與盟友來擴大自己的戰略優勢，抑或優雅地從歷史退場，不再擔任世界霸權。和主張美國可以當全球地緣政治大棋盤主要棋手的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不同，相較於布里辛斯基立論的後冷戰美國獨霸時期，卡普蘭所看到的，是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泥淖，又遭逢全球金融海嘯打擊之後的美國。所以，他沒有布里辛斯基那種主張美國應該擴大本身地盤的雄心，反而重新檢視羅馬帝國的歷史教訓，認為美國就像羅馬帝國的末期，軍事力量過度分散，疲於應付外部威脅，但是，並沒有哪個威脅真正畏懼美國。在卡普蘭看來，這是美國應該開始準備退場之路的徵兆。
當然，卡普蘭的退場主張可不是重回“自掃門前雪”的門羅主義，他認為，即使美國準備要退場，也並非重回孤立主義的道路。他呼應麥金德的論點，即自由的世界一定是權力平衡的世界，因此，他建議美國不要再捲入各種小型的戰爭，應該加強海上和空中的優勢，在歐亞大陸擔任權力平衡者的角色，並且在北美地區擔任權力統合者的角色，以維持美國的繁榮及穩定。
在東亞地區局勢方面，卡普蘭很清楚地看到了中國大陸的崛起。有鑑於中國大陸在東亞地區正逐漸取得霸權地位和旺盛的企圖心，他相信中美之間勢必會有越來越高強度的爭鬥。不過，他認為，中美之間的博弈主要是海軍和空軍實力的較量，由於美國在這方面的實力仍然明顯領先，中國大陸應該不會採取強力的挑釁動作，因此，中美關係會比美蘇關係更加來得穩定。
那麼，台灣的前景呢？在這本書裡，卡普蘭認為，台灣的分離運動已經死亡，將來只會與中國大陸越走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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