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地緣經濟學的視角
如同國際關係的研究中地理因素曾經被長期忽視，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主流範式的經濟學研究也出現同樣情形，直到200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在1990年代開啟了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才再次得到突顯。克魯曼的研究指出，運輸成本和市場需求是產業發展或工廠尋找落腳點必須考量的重要因素。產業群聚會形成在地理位置適中、運輸成本低廉、要素供給充分、市場規模較大的地方，以求得生產和銷售的競爭優勢。產業群聚一旦形成，其規模遞增效益會產生更大的生產要素聚攏作用，進一步形成路徑依賴的效應，影響到後續產業發展的軌跡。我們可以透過新經濟地理學中有關生產網絡（production network）的討論，把問題講得更透徹一些。
1、生產網絡的分析
國家與國家或經濟體與經濟體之間由於要素稟賦不同，各有其相對而言較為價廉物美的比較優勢，互通有無，彼此都能獲利，因此形成了國際之間產業分工和相互貿易的需求，這已經是產業發展和國際貿易的常識。過去，這些分工和貿易主要出現在最終的消費品上，而不是中間財或零部件上。19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的加深，國際分工體系和國際貿易往來的研究發現，先進國家和後進國家之間，不再受限於產業間的分工和移轉，而是有越來越多的產業和產品，被分割為碎片化（fragmented）的工序和零部件，分散在不同的國家生產和組裝，形成了供應鏈上產業內乃至於產品內的跨境組合。我們如果把這些產品供應鏈攤開在地圖上，觀察其中要素流通和產業群聚的地理分佈情形與交織串聯狀況，就得出了生產網絡的分析。
雖然通訊和運輸技術的進步，使得生產網絡所涵蓋的地理範圍可以大幅擴張，但是，運輸成本、靠近市場和集聚效應等等因素，則會限制其擴張幅度，並且促使生產要素的流動出現地理集中現象。從全球格局來觀察跨境或國際性生產網絡的分佈，可以發現到明顯的地理分割或區域化的走向，形成了德國與東歐、美國與墨西哥以及東亞地區國家這幾個比較顯著的區域生產網絡。其中，與我們這個主題關係比較密切的，當然是東亞區域生產網絡。
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核心或樞紐原本是由日本擔綱。注意東亞地區產業發展過程的人都曉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東亞地區曾經出現過“雁行模式”的現象。就是工業化領頭的日本，先將本身的夕陽產業向韓國和台灣移轉；韓國和台灣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再將夕陽產業向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國家移轉。這種由日本扮演飛行雁陣中的領頭大雁，向兩旁小雁做產業梯次轉移的過程，曾經是理解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產業發展脈動很好的視角。
前述由日本擔當東亞區域生產網絡龍頭的情形，在進入21世紀之後開始產生變化。這個變化的主要脈動是，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推進，龐大的市場規模、相對低廉的勞動力供應和政府產業政策的強力支撐，搭配上產品供應鏈碎片化程度加深，零部件貿易份額增長，以及東盟國家和中國大陸成立自由貿易區，東亞生產網絡在全球經濟舞台的分量不斷加重，近年來已經成為世界各個區域經濟板塊中，參與成員最多、生產品項最廣、創造價值最大、增長速度最快的一個生產網絡。同時，由於市場規模和生產成本具有優勢，在這個生產網絡中，中國大陸的分量正在上升，日本的分量不斷下降，整個運作的樞紐或核心，已經從日本轉移到了中國大陸。
從生產網絡的視角出發，當全球經濟一體化促使產品供應鏈邁向跨境佈局的時候，有需要在境外成立工廠，或者有需要在境外找尋合作夥伴的廠商，先往地理距離鄰近、要素供給充分、市場規模夠大，因而在生產和銷售上具有優勢的地點移動，是很自然的選擇。順著這樣的邏輯來看台灣海峽兩岸之間的產業合作與經貿往來，我們發現，地理距離鄰近的先天條件和產業群聚成形的後天配套，為兩岸進一步的產業合作與經貿往來提供了有利的基礎。
兩岸之間雖然隔著台灣海峽，但是，距離不遠。隨著兩岸直航的開啟、大陸交通設施的改善以及大陸物流產業的不斷進步，兩岸之間要素流通與組合的運輸成本得以降低，有利於雙方合作，串聯出具有競爭優勢的生產網絡。同時，前進大陸的台商已經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形成了許多產業群聚，發揮了相互支持的功能。近年來，這些群聚中競爭力較強且積極性較高的台灣廠商，配合大陸經營環境的變化和官方政策的導引，邁開了移轉或者擴增生產據點的步伐，在大陸其他地區或城市建立了更多的產業群聚，使得許多台商得以擴大生產規模，成為全球性的大廠。
基於地理距離鄰近可以降低運輸成本，產業群聚成形會發揮集聚效應和產生路徑依賴作用，再加上大陸的市場規模龐大、經濟增長快速和基礎設施改善，台灣的企業在進行跨境佈局時，優先考慮連結大陸，本是順理成章之事。同時，大陸本身也培養出了許多世界級的大企業，有能力主導產品供應鏈的串聯，它們在組合產品供應鏈時，也會考慮到運輸成本和集聚效應，因而對於地理距離鄰近的台灣特別青睞。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台灣的出口有百分之四十是前往中國大陸，其中，碎片化程度最高的電子資訊產業所占的比重最大。
事實上，除了透過生產網絡的分析可以觀察到兩岸之間串聯生產網絡、進行產業合作的利基之外，還有另外一個網絡分析的途徑，也可以顯示出兩岸藉由優勢互補組合，邁向經濟一體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就是新經濟社會學中有關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的分析，以下做一些說明。
2、社會網絡分析
新經濟社會學認為，經濟活動是鑲嵌在社會結構或社會制度中的，這些活動牽涉到個人、角色、群體以及組織等等多層次社會單位之間的關係模式，要分析這些關係對於經濟運行的影響，就必須要發展出分析這種關係的工具，而“網絡”或“社會網絡”就是達到這個目的最好的分析工具或切入視角。
從社會網絡分析看經貿活動或產業發展，相關的研究認為，生產網絡的串聯除了受到地理或空間因素的導引與限制之外，也會受到社會文化和人脈連結的影響，進而決定買賣是否能夠順利完成，以及這個買賣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高低。新經濟社會學的掌門人馬克·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就指出，即使是在講究成本效益的資本主義現代市場中，經濟活動還是鑲嵌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裡，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人談起生意，總是比同個社會文化背景的人要麻煩些。所以，當我們理解經濟活動時，不能忽略掉社會文化因素的重要性。
社會文化背景對於經濟活動或產業發展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最主要的影響就是交易成本的高低。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做買賣的雙方如果語言不通，做事習慣不同，完成交易所支付的資訊蒐集和溝通協調的成本就會比較高。海峽兩岸由於同文同種，沒有語言文化上的障礙，可以減少交易過程中的資訊蒐集與溝通協調成本，這是兩岸之間進行經貿往來有利的條件之一。同時，由於語言文字相通，海峽兩岸可以在通信網絡和互聯網上形成沒有空間和文化障礙的互動關係，更進一步減少地理隔絕的影響。這方面的因素使得台灣企業無論是進行產品供應鏈的海外佈局或者選擇貿易對象時，自然產生與中國大陸連結的偏好。
除了強調市場機制或者經濟活動的社會文化鑲嵌性之外，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還認為，人類社會實際的經濟活動或交易行為，並不像新古典經濟學家所主張的那樣，發生在抽象的自由市場當中，循著邊際效用遞減的法則，找到產品適當的價位和供應量，自然地找到供給和需求之間的平衡點。新經濟社會學認為，經濟活動實際上是鑲嵌在一張張的人際關係或社會網絡裡，人際關係的串連或社會網絡的運行則會受到文化背景、制度規範、地理範圍和交友情況等等因素的影響。
運用社會網絡分析的有關概念，我們會發現，台灣在因應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挑戰時，比較好的做法之一，就是充分運用大陸台商所開拓的社會網絡，減少連結大陸乃至於國際市場的交易成本，同時，擴大資源串聯的接觸層面，讓生產要素的交換與組合以及資源的配置，能夠達到更大的規模，產生更高的效益。依據這樣的分析，兩岸經濟一體化和台灣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其實是相伴而行的同一條路徑，除非台灣想要閉關自守，否則，台灣的對外經貿很難繞過兩岸經濟一體化，奢談迎向全球經濟一體化。蔡英文所謂“台灣不要從中國走向世界，而要從世界走進中國”的說法，其實只是笑話一則。
五、中美台關係的消長趨勢
梳理了地緣政治學和地緣經濟學的視角之後，我們再來看中美台三邊關係時，有些脈絡就會比較清楚了，那就是不管地緣政治上台灣如何選邊，地緣經濟上台灣是無法自外於大陸的。刻意保持距離的結果，就是得不到大陸的動能活水，走不出“悶經濟”的困境。其中的因由，以下再做一些說明。
1、領航世界經濟的中國大陸
2008年的金融海嘯是中美兩國經濟實力的轉折點，這個轉折改變了世界經濟的地理面貎。曾經在後冷戰時期獨霸全球的美國，竟然捅出了一個大婁子，把全世界拖下水。這場金融風暴打破了“歷史終結”的神話，暴露了美國政經體制的缺失，也讓“中國模式”成為人們嚴肅看待的議題。
金融海嘯期間，中國大陸透過大手筆的財政政策穩住了本身的經濟增長，為嚴重衰退的世界經濟注入一劑強心針，撐持住世界經濟沒有走向惡性循環或長期衰退。同時，度過金融海嘯衝擊的中國大陸一躍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從2010年至今，中國大陸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都維持在30%以上，大於美國加上歐盟和日本。
大陸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在今年2月之時表示，2017年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首次邁入人民幣82萬億元，經濟增長率為6.9%，這是中國大陸年經濟增長率自2011年開始下行以來，首次見到回升。拿相關數據和台灣對比，2017年大陸的GDP大約是台灣的22倍，乘以6.9%的經濟成長率，去年一年，中國大陸增加了1.5個以上的台灣。在此同時，從2013年到2016年，中國大陸實現了7.2%的年均經濟增長速度、2%的通貨膨脹率、5%左右的調查失業率，這種較高增速、較多就業、較低物價搭配的運行格局，在世界上可以說是一枝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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