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民進黨持續執政對兩岸關係沖擊效應
民進黨在總統選舉獲勝與立法委員選舉獲得“過半數”，完全執政恐使其原先強硬及反制兩岸政策、路線更加僵化；而選舉過程中所建構“反中論述”，也可能增強大陸當局對台政策“硬更硬、軟更軟”的“雙元結構”更固著化，在“壓制、反制”的“刺激反應”互動模式下對兩岸關係衝擊恐不容樂觀。若干評論以為，兩岸當局欠缺“九二共識”的共同政治基礎，大陸當局可能在兩岸交流掀起兩岸“驚濤駭浪”、“地動山搖”；也有觀點以為選民用選票告訴大陸當局，台灣民眾不願意接受“一國兩制”；選民對大陸當局壓制台灣國際空間表示嚴重抗議。但也有觀點認為，民進黨完全執政且在選舉中採行“保台抗中”聯盟策略，這種極端政治及反動選舉所形塑“反中”路線揚升，恐使兩岸關係陷入惡性循環。基本上，民進黨取得完全執政對兩岸關係衝擊主要如下：
一、追求法理台獨恐引發明顯而立即危險
蔡英文連任應不致於踰越兩岸政策底線走向“法理台獨”，避免引發台灣遭遇明顯而立即危險。從2019年初開始，蔡英文即提出“四個必須、三道防護網”應對“習五點”，宣稱“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拒絕接受“九二共識”；而在選戰中一再宣稱大陸介選，動用“反中牌”、“主權牌”、“國安牌”，形塑亡國感、危機意識奏效，反對接受“兩制台灣方案”；六月宣稱支持、關心但不介入香港反條例修正風波，藉此刺激台灣民眾產生“恐中”、“反中”、“遠中”情緒，拉抬自2018年11月九合一選舉以來的低迷民意支持度，至少提升10%民意支持度。
民進黨運用新決議文提出捍衛主權、反對“一國兩制”主張，藉以轉移其“一黨綱兩決議文”所揭櫫目標衝突，避免《公投台獨黨綱》所倡議公投獨立建國及《正常國家決議文》所揭示台灣邁向正常國家運動左右選舉議題主軸，提出激進“變更現狀”路線，阻礙“維持現狀”路線。“維持現狀”主張不僅避免黨內派系權力鬥爭，從而利於選票極大化目標達成；同時也可避免踰越大陸當局對台政策的底線，反而遭致動用“反分裂國家法”使用“非和平方式”處置台灣問題。
選戰過程中爆發蔡英文競選辦公室發言人林靜儀接受“德國之聲”專訪，因提出“統一恐構成叛國論”、“等待時機變更國號論”、“兩岸關係是兩國論”造成選舉風波，後林靜儀立即請辭發言人一職。林靜儀的“統一叛國論”、“等待時機變更國號論”、“兩岸關係是兩國關係論”，其實是反應民進黨現行“一黨綱兩決議文”目標衝突。林之言論指涉支持統一恐涉及叛國、用中華民國是很勉強之說，這可能給予政治反對者批評口實，恐批判其限制言論自由、學術思想自由、媒體報導自由；甚至更坐實民進黨雖承認中華民國，但祇是“借殼暫用”而已。
林靜儀說法在政治上可能被解讀為蔡英文所提“維持現狀”、捍衛“中華民國台灣”主張，充其量祇是過渡性政治論述，民進黨並無放棄以公民投票建立“台灣共和國”終極目標，及堅持推動台灣正名運動信念。對此，蔡英文進行危機風險管控設下停損點，澄清此為錯誤的表達，提出中華民國是台灣人民最大公約數，沒有變更國號問題。因此，蔡英文並不會貿然走向公投制新憲、“法理台獨”、變更國號，避免挑釁大陸當局動用“反分裂國家法”，採取“非和平方式”導致台灣面臨明顯而立即危險。
二、兩岸欠缺共同政治基礎關係陷入惡性循環
兩岸對話既有共同基礎“九二共識”已不存在，兩岸互動新共識尚未成形，恐導致關係惡化及倒退。無庸置疑，大陸當局擁有強勢綜合國力，掌握兩岸關係發展話語權及主動權，其政策自主性、主動性較高；習近平對台政策改變傳統一面倒讓利做法，“惠台”政策轉為吸收有意前往大陸發展的台商、台生、台師，給予生活、就學、就業及創業“同等待遇”，如惠台31條措施、26條措施；對於台灣內部則採行“一代一線”深入基層政策措施，但也同時採行限縮利益方式，期以民意施壓改變民進黨當局兩岸政策，例如宣布暫停陸客自由行、暫停參與金馬獎。
大陸當局對台政策更趨向“硬更硬、軟更軟”。一般而論，蔡英文勝選後對兩岸關係衝擊，基本上持比較悲觀態度，大陸對台策略仍將是奉行“硬更硬，軟更軟”策略路線，依舊是協商中斷、軍事威逼、外交壓制趨向“硬更硬”，對台壓制步步進逼，加大軍事恐嚇及外交壓制力度，在兩岸間掀起“地動山搖”風險。同時，採取31條措施和26條措施單邊懷柔“軟更軟”策略，落實同等待遇直攻台灣民心。對台政策的“雙元結構”特性，導致政策善意相互抵銷、效果有限。換言之，對台政策試圖透過經濟吸納、軍事和外交施壓，藉此改變台灣選民從支持蔡英文轉移支持“九二共識”泛藍政治聯盟。然運用“九二共識”區隔台灣政黨是否支持統一、兩岸同屬一國，“硬更硬”壓制策略其效果適得其反，導致選民反而支持民進黨，這部分導因大陸當局對香港大規模抗爭運動持強硬立場。
三、寒蟬效應限縮兩岸交流廣度與深度
民進黨當局通過“國安五法”及“反滲透法”規範兩岸交流，產生“寒蟬效應”限縮兩岸交流發展。大陸當局批判民進黨當局採取“漸進式台獨”策略，運用“修法台獨”如“國安五法”、“反滲透法”阻礙兩岸正常交流；甚至批判“維持現狀”主張就是走向“去中國化”、“漸進式台獨”。民進黨運用國安法制規範化兩岸交流，例如限制政務官及軍事將領赴陸申請由三年延改為六年，尤其針對國民黨領導人赴陸參與“國共論壇”及表達不樂見泛藍縣市首長參與“海峽論壇”，此種做法將邊緣化國民黨在兩岸交流中角色及話語權。
反對者批評“反滲透法”成為“反交流”之法律工具，造成綠色恐怖、新戒嚴體制產生；但支持者則認為目前國內法本就規範禁止事項，此有助於規範導正兩岸交流，並無侵犯人權之虞。基本上，“反滲透法”規範三方面：滲透來源、過程與行為。“滲透來源”因納入“實質控制”，涉及的組織和團體更是包山包海；“滲透過程”則是指示、委託、資助，可能包括口頭文字與財務往來；“滲透來源”有語言、財務互動的人，就可能符合“滲透”要件的三分之二。
根據“反滲透法”第三條“任何人不得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或資助，捐贈政治獻金，或捐贈經費供從事公民投票案之相關活動”。在此若與大陸有資金往來的兩岸交流者，祇要對特定公投議案進行政治捐獻即可能成為嫌疑犯。第四條指明“任何人不得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或資助，為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三條或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五條各款行為”。若選民從事兩岸交流接觸到“滲透來源”，並發生“滲透過程”（語言、財務往來）的人員，若在選舉過程中透過演講、站台、造勢、採訪、宣傳品、看板、媒體為候選人宣傳及拉票，或是參加遊行、拜票即有可能觸法。如此勢損及公民參政權、言論自由權、學術自由、新聞自由。或許立法者本意是規範正常兩岸交流，然因不確定性法律概念、欠缺法律明確性及實施細則、行政機關行政裁量權擴大化，即使最終由司法獨立審判，恐也在實質上產生民眾“自我審查”作用，從而產生“寒蟬效應”限縮兩岸交流廣度與深度。
民進黨匆促強行通過“反滲透法”，對在陸工作、就讀、生活的民眾產生恐嚇作用。若公布實施“反滲透法”，針對防範境外敵對勢力的指示、委託、資助，涉及影響正副總統及地方選舉、政治遊說、公投議案等，這將讓台商、台生、台師及推動兩岸交流者阻却不前；若干政黨、台商、宗教界、非營利組織、學界組織質疑民進黨儘速通過“反滲透法”，意圖製造恐懼情緒從而限縮兩岸交流。例如先前台商組織也反對“中共代理人法”，現則“強烈譴責反滲透法”，視此法案“阻擋廣大台商安全回家的路”；批判此作為形同恐嚇、威嚇參與兩岸交流的台灣民眾。而若干台商組織或台商批判“反滲透法”，甚至也被解讀為受到大陸當局驅使，此種疑慮不僅分化台灣社會內部政黨政治互信、社會凝聚與和諧、認同；也因“寒蟬效應”擴散作用導致兩岸交流更為低迷。
四、衡平兩岸關係惡化與美台關係升溫之衝突
若兩岸關係持續惡化，中美衝突未和緩，恐適得其反致美台關係更加升溫。蔡英文在勝選國際記者會中，呼籲大陸當局“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選舉結果代表台灣拒絕“一國兩制”，強調其身為總統必須在民意基礎上處理兩岸關係。“希望這次選舉結果，能夠給予中國很正確的訊息”，清楚瞭解台灣人民期待和堅持，理解兩岸和平穩定非單方承擔的作為；強調願意在“和平、對等、民主、對話”基礎上，開啟兩岸良性互動。 值得關注的是，美國提升祝賀層級由國務卿龐培歐聲明祝賀蔡英文連任，並感謝其與美發展堅實夥伴關係發揮領導力，讚揚其面對壓力仍承諾維護兩岸穩定。
然而，此次選舉過程中被過度解讀“親中”及“親美”較勁，如此美台關係升溫勢必以犧牲兩岸關係和平為代價。若大陸當局解讀此為“美國介選”、境外勢力介入台灣問題，台獨勢力上漲威脅民族復興及國家完全統一，從而採取“硬更硬”對台措施，加強軍事與外交壓制力度、限縮兩岸交流等措施。如此勢必在外交領域壓制台灣國際空間，國民黨執政時期國安部門曾預估若台灣放棄“九二共識”恐喪失17個邦交國，大陸將在國際上更孤立台灣。在兩岸互動方面，政策高線甚至可能逐步取消23項協議及“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執行，繼續減少陸客來台觀光、陸生來台就學，一旦兩岸關係更形激化，甚至暫停兩岸小三通、直航，令台灣民眾徹底感受到“反中”的兩岸路線所帶來嚴重經濟後果。
然而，大陸當局若採取這樣壓制及威嚇做法，可能又會強化美台關係升溫，除非大陸當局能妥善解決中美衝突、共同管控分歧，否則壓制台灣反而促使其更投向美國。儘管這種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採取極端強硬做法並不符合“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國策及“融合漸統”戰略思維。故而，除在外交懲罰台灣及加強軍演威懾作用外，採取經濟社會融合措施提供經社文交流與合作應仍持續進行，藉此回應台灣內部支持“九二共識”的民意，從這一角度來看，或許“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及23項協議應仍維持低限度運作。
肆、結論
台灣選舉結果顯示，表面上看是台灣民眾選擇拒絕接受“一國兩制”、“九二共識”的蔡英文，而不是選擇與大陸發展友善和平關係的韓國瑜。然而這並不代表大陸對台政策完全失敗，“大陸因素”祇是選舉中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影響選舉過程因素包括候選人特質、政見及政黨形象、內部凝聚、認同動員及宣傳造勢；經濟社會政策訴求、世代差異、分配正義及外部因素介入等等，非單一因素所能完全決定。儘管國民黨選舉失利但仍獲得552萬選票高於2016年381萬選票，若是解讀為代表國民黨持守“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完全被唾棄，這也是忽視近40%選票，尤其此次欠缺公投議案捆綁大選，即使視總統大選為對“九二共識”準公投，也完全難以證明說“九二共識”已毫無政治市場，2008年、2012年總統大選“九二共識”曾發揮關鍵性決定力量。
如果我們對於處於十字路口的兩岸關係，判定大陸當局會採取“硬更硬”對台措施，而台灣當局也會採取更為“反中”、“反制”兩岸路線，那麼兩岸政策對峙就會猶如兩列急速相向火車“直球對決”，陷入敵意螺旋上升。或許如同“雙城記”中一段所言：“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絕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擁有一切，或我們的前途一無所有；我們正走向天堂，我們也正直下地獄。”此頗值兩岸領導人慎思。
民進黨“反中”的兩岸論述及公開拒絕接受“九二共識”，若要以無任何政治前提展開對話緩解兩岸政治僵局有其困難。就此而論，民進黨如欲跳脫“九二共識”藩籬，勢必要尋找出與“九二共識”等量齊觀的兩岸新共識，藉由對話取代對抗，始能避免兩岸關係發展陷入惡性循環及敵意如螺旋般上升。然而，不認同“九二共識”，兩岸之間還有與“九二共識”等量齊觀的新共識空間嗎？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2月號，總第26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