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進程中，受到衝擊的各國內部民眾成為“反全球化”的基本動力。全球化也同時滋生了全球民粹主義的發展壯大。匈牙利政治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1886—1964）的“雙向運動”（Double Movement）理論認為，全球化的擴張在增加了市場力量的同時，也使個人對社會保護的需求增加。市場與社會兩種力量在全球化進程中如鐘擺般不時偏向某一方，在兩者之間來回擺動。哈佛大學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則在“雙向運動”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當代全球化的悖論，認為全球化、國家主權完整和民主政治三者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張力，一個國家同時最多只能兼顧其中兩者。
如果全球化和市場力量暢行無阻，則各國弱勢群體將得不到保障，最終滋生出民粹主義情緒；民粹主義泛濫則會迫使民族國家行使貿易保護主義和排外等措施，就不得不犧牲全球化。由於民粹主義與全球化關係的這一特性，在全球經濟下行引起社會動蕩之時，民粹主義很容易與反全球化結合起來。一旦底層民眾發現全球化導致他們上升空間受阻、社會不公加劇時，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就會以各種形態表現出來，如民族主義、保守主義、民主主義；甚至一些涉及身份政治或亞文化的概念，比如階級、族裔、性別、籍貫等，也會派生出全新形態的民粹主義。
經歷多年的逆全球化趨勢之後，在2019年底出現的新冠疫情的叠加作用下，民粹主義受到了“強刺激”，以一種多年未有的激進方式展示出來，“反全球化”的民粹聲浪空前強烈。歐美國家政客則借機引領了新一波的“去全球化”政策措施，造成了“逆全球化”的客觀消極後果。在新冠病毒這一全球大流行病的衝擊下，保護本國公民生命成為第一要務，一切有利資本的全球化運動不得不讓位於大封鎖（great lockdown）。全球化流動遭到阻滯甚至倒退，全球治理秩序遭到史無前例的巨大衝擊。
新冠疫情與民粹主義總爆發
新冠疫情對世界政治與人類歷史帶來的衝擊，至今還在評估之中。但毫無疑問，它對常規安全帶來巨大的挑戰，令人類對外界充滿擔憂與恐懼。人們在被禁止社交活動的同時，也展現了強烈的排他傾向。強烈的民粹主義伴隨恐懼與憤怒出現，並表現為複雜的多種生態，與民主主義、民族主義、保守主義等意識形態慢慢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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