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丹尼·羅德里克所論，一國在全球化、國家主權完整和民主政治三者之間，最多只能兼顧其中兩者。在和平時期，選擇全球化和國家主權的國家，不得不捨棄國內民主；而堅持國家主權完整和民主政治的國家，又無緣全球化的果實。但在新冠病毒的威脅面前，幾乎所有民主國家的政府，皆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暫停全球化，力保國家主權完整和民主政治。民眾的生命安全利益和國家安全成為幾乎所有國家政府的唯一選擇。
新冠病毒的出現，徹底逆轉了只顧市場不顧社會的“超級全球化”進程。在人的生命安全面前，民粹主義反全球化的訴求一下變得極富正當性，而且在每個人的生命健康都受到嚴重威脅之際，各國政府都不得不迅速行動起來，響應民意，做出封鎖國界、禁止醫療糧食等戰略物資出口的“去全球化”舉動。因為如果政府不顧民眾生命安全，執意要照顧全球資本利益的話，民眾的怒火將會燃燒至當權者無法承受的程度。新冠病毒威脅的獨特性是此次各國政府主動採取“去全球化”措施，並能以極少阻力實施的最重要變量。
作為這一輪全球化的主導者，美國本應在全球重大非傳統安全的威脅前，引領人類共同抗擊病毒的威脅。但以2016年特朗普上台為標誌，西方社會陷入一股以國家主義為主導的民粹主義浪潮之中。美國特朗普政府主動採取各種去全球化措施，比如選擇性退出了諸多全球性合作組織，並重新提出孤立主義與保護主義的相關口號。
本世紀初，在包括恐怖主義、氣候問題、水資源問題、能源問題、人口危機等全球公共危機給全人類帶來的共同威脅面前，一系列國際組織的建立就是為調動起各國力量，形成建立在全球主義基礎上的集體認同，以應對那些危機。國際組織本身並不具備權力，需要各個主權國家讓渡部分權力，尤其需要大國之間達成共識，才能實現相關目標，共同捍衛國際治理體系。
很大程度上，全球治理體系是以西方國家作為核心的，雖然在意識形態上存在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但總體而言，它對處理全球事務還是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吊詭的是，自從特朗普上台之後，美國便對全球事務失去興趣，逐漸退出一個又一個國際組織。特朗普的單邊主義導致多個國際組織的信譽受到極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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