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土化”與“國際化”的關聯
這種變化是受到後現代思潮的影響，也與大環境的變動有關。全球化（globalization）使得整個世界愈來愈相似，好萊塢電影及其背後的文化價值橫掃全球即是一例。另一方面在地化（localization）的傾向也並行不悖地發展，許多具地方色彩的事物被重視、凸顯出來。所以在世界愈趨同質化的同時，人們又不斷尋找差異的可能性。
自由開放的社會，藉由國際之間文化資訊交流等方式創作，已是司空見慣。台灣現代美術論辯“本土主義”之際，正是“後現代”藝術百花齊放的時刻，其顛覆手法傾向“個人主義”領域，也因為“後現代”的“無主義”性格造成跨越“本土化”與“國際化”，使原先論述的界定空間開始變得模糊起來，多主義、跨主義等藝術型態紛紛出籠。一旦開放接納“現代”或“後現代”本身意義不免即導向“國際化”概念的認同。於是，評論者針對藝術創作“國際化”問題提出質疑——挪用西方藝術的外衣？淪為“西方文化殖民”的焦慮？在“國際化”策略中台灣藝術主體消失？等問題。
藝術“國際化”固然是全球化時代趨勢，拓展國際舞台實力，但其本身存在不少爭議性，譬如藝術“國際化”如何界定其意義？難道是任由歐美強勢文化主導“國際化”影響力，一如政治、外交與經濟，強者為王，而令第三世界追隨之？的確，某方面，“國際化”意謂西方向第三世界策略性傾銷的概念性“產物”──常見的例子是，透過國際大型策展的運作，如意大利威尼斯雙年展，主導西方藝術“話語權”，宣示西方藝術的國際領導地位；或是藉由國際拍賣藝術市場，炒熱藝術交易利益並且操弄假像；使得第三世界的藝術家誤以為只有“進軍國際”，才能造就國際級藝術地位的錯覺。
有識者指出，台灣文化當局自陷於“挾洋自重”，迎合外國口味，推薦最前衛的當代藝術家作品參展，導致主事者策展立場屢次遭到質疑與抨擊。 這乃是凸顯文化本位的判斷立場。事實上，這類活動本身與藝術家創作意義或核心價值根本無幹，所圖的就是藉“國際化”之名，以傳播媒體大肆行銷包裝，主控藝術檯面流行風向與行情。只是，炫耀推動“國際化”，好大喜功，背後潛在龐大商機，即成為主事者遂行“國際化”的莫大誘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