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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迺強：中國人做事要求將心比心，設身處地想一想，中央的猶豫不是全無道理的。 |
中評社香港4月17日電／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基本法委員劉迺強今天在信報撰文，論“大辯論、大和解、大妥協”。以下為文章內容：
二月二十八日，我於接到基本法委員會的任命之後，記者問我，這任命會不會使我今後不再那麼敢言。我的回答是：既然敢言是我的特色，特區推薦我，中央委任我，正正就是因為我敢言。如果我當了基本法委員之後就噤聲，便失了意義。況且，中央也好、特區也好，根本沒有人明示或暗示我要這樣做。
但是話要說回來，對於某些可能會很快進入基本法委員會工作範圍的議題，我看市民還是希望我先多聽，到適當時候才發表意見。而我對市民這合理的要求作調整，相信你是會理解的。我還想一早紀錄在案的是，正如一位法官，他對同一宗案件，在教書採取某一態度，並不妨礙他於審判時採取另一種態度一樣；我作為評論員，與我作為政協委員、選舉委員會委員、基本法委員，取態其實都不盡相同【註一】。這是“行其位，素其位”，根據角色要求作不同角度的演繹，並非神經分裂，或者“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現在擺在我面前的，是有關政改的問題，我既是評論員，同時是策發會有關委員會的委員，而政改最後會牽涉《基本法》。我的身份十分複雜，得學習如何處理，如處理得不好，該接受批評。
反對派把政改描繪成是非題，跟他們同一步伐的是民主派，不然則是反民主。要知道，《基本法》早就規定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最終由普選產生，這一點從來都沒有爭議。國家主席胡錦濤談構建和諧社會，排第一位的，就是民主法治，整個中國都要大力發展民主。問題是我們首先要設計將來的普選究竟是什麼樣子，然後釐定從現況到將來，該怎樣走。這裏沒有什麼是非對錯，甚至沒有唯一正確的答案，只有一系列指導原則和從現實出發的技術考慮。這就是策發會所採取的所謂“先圖後表”的思路。不管反對派委員們在會外如何嚷，把人家如何標籤，起碼關起門來，他們到今天還是玩這個遊戲的。其實大家都明白，這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所以我近來愈發懷疑，究竟反對派是不是真想解決問題？還是為反對而反對，期望有一天會燃起一次“顏色革命”？
要是後者的話，當然是要用另外的方法去處理。但是如果真想解決問題，反對派就要真誠的投入“先圖後表”這思路，停止其他小動作。既然這裏沒有唯一正確的答案，就不要只顧自己的要求，不理其他人的意見，不斷衝擊對方底線，把人家抹黑，企圖佔盡便宜；而要拿出誠意，有予有取的認真協商，達致一個包括中央在內，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
如果是真誠的講道理，爭取最大共識，根本就不應再作捆綁，作“曬馬”式的討價還價。因為朝這方向走，人數不是力量，道理才是力量，和諧共贏才是力量。公民抗命、“用腳投票”，不得已而為之無可避免，卻不應視為家常便飯。內地已經有近三十年不搞鬥爭了，我們在香港還要搞“文革”，搞“大民主”嗎？合理改變主意，勇於協商妥協應該得到肯定和讚美；而“立場堅定”、“企硬”、“死不轉”則應目為不正常，該受譴責。
首先，正如最近吳邦國明確表示，“政治體制權力屬於中央而不是香港特區”，中央對政制的發展要全程參與。另一方面，普選產生的特首，還要中央任命，而這任命是“實質性的”。這一點，於《基本法》制訂了之後，中英還在爭論，而中方從來都堅持實質性任命。於此可見，體現這一點，絕非被選出來的特首，中央如不滿意，大可以不委任那麼簡單。因此，政制設計的過程和將來的結果，都不可能把中央的角色排除。這是原則性問題。反對派不可能不承認這一點，或者詭辯地一廂情願認為只要在香港形成民意，一致要求，不捨地死命爭取，中央也會改變主意。如果反對派在這一點上要“企硬”，我可以擔保，一定寸步難行。現在誰挑破了這本來就是最明顯不過的道理，便被扣上“左王”的帽子。我不怕不時戴帽在網上示眾，並且殃及後代，但我想指出：這只是殺信差的愚蠢作風，對解決問題絕無幫助。不時挑動群眾情緒，卻沒有出路，這是不負責任的煽火行為。有種的，你就站出來反中央，把它踢走給我看。
回歸十年了，民意調查還不斷出現有一半以上的市民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註二】，而且至今還未能就國家安全立法，我可以大膽的說，北京誰分管香港事務的，都不會同意香港貿然進行直選。因為讓過半不認同國民身份的人，在國家安全沒有得到法律保障的情況下，去行使其國民權利，首先在邏輯上都難以說得過去。誰敢這樣做，一定會犯錯誤，一定要下台，之後還要遺臭萬年。中國人做事要求將心比心，設身處地想一想，中央的猶豫不是全無道理的。
我們倒不如反求諸己，這樣的不正常心態繼續下去，能有直選嗎？配有直選嗎？我們的心結解開了，把這個國家和十三億同胞，視為一個利益共同體，不管好歹，風雨同舟，榮辱與共，那麼，在長遠利益完全一致的大前提之下，一切內部矛盾都是枝節。只要我們絕大部分人都能持這作為國民最基本、最合理的態度，那麼一家人，互相體諒、遷就一下，什麼都好說。
中央從來就是持這個態度的，所以我從來都不感覺他們對港人有什麼“寄生蟲”、“伸手派”的感覺。對他們來說，“全國一盤棋”、“一方有難，八方來援”，香港對國家發展的貢獻很大，一時之間遇上某些困難，中央給點政策，給點支援，照顧照顧，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有如我們的手指出血，誰都會二話不說，止血療傷一樣。香港的愛國愛港人士，也抱同樣的態度，所以從來都不客氣的鼓吹經濟一體化，要求中央給政策。說到底，中國和香港是分不開的，哪裏還有彼此可言？
回歸十年，大家不妨理性的檢討一下，繼續敵視、懷疑中央，有出路嗎？美國就是因為南北都“企硬”，在民主的制度底下，最後還是要通過內戰來解決彼此不可妥協的矛盾。我們的反對派如“企硬”下去，到某一個階段，只有攤牌。這是否我們希望出現的結果？而在攤牌之後，是誰吃虧呢？
到了今天，矛盾已經不可能隱藏下去，是大家要把問題攤開來，公開的、理性的討論一下的時候。討論了之後，任何人都依然可以選擇“企硬”，但起碼會很清楚他“企硬”什麼？為什麼要“企硬”？並且清楚這樣做的後果，和願意承擔。我很相信，香港大部分市民其實都是“蒙查查”的，只要把事實和道理說清楚，一定能和平理性地徹底解決心結，與中央大和解，市民內部大妥協，而毋須走向攤牌。之後，政改也好，經改也好、社改也好，都容易踏步向前。
註一 最近的例子，請參考：“選委的抉擇”，劉迺強，《紫荊月刊》三月號，第十五頁。
註二 上周五本報報道：港大民意調查顯示，香港有三成一人選擇做“殖民地人”、六成一人稱自己為“香港人”，稱自己為“中國人”的只佔三成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