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沒有大我，豈有小我？連文革都革不掉的大我文化心理，外交官何能剷除？結果，中國人在放棄講道理的舞台以後，也就失去自己賴以認識世界的大我或群體意識。一時之間，什麼是國家利益，或國家利益的內涵是什麼，也就分不清。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一旦沒有大我或群體的論述當基礎，事事看起來都涉及國家利益。現在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導致外界把中國自我疏離之後表現出來的焦慮，解讀成是中國愈來愈傲慢。然而，中國人最關心的，向來是和諧交往，而不是專屬於中國自己的所謂核心利益。
如何把在短期內與實際議題上的鬥爭，放進更大的框架內理解，首先是中國自己的問題，然後才是向世界說明。中國在遭逢帝國主義包圍的年代中，仍能宏觀地認識世界，長遠的認識目標。所以周恩來時代講的是立場（purpose），不是利益（interest），前者看重關係，後者看重好處。
一個能說服自己的立場，是讓自己能站在群體與關係的高度面對當下的議題，不急於解決，不困於技術，不介意讓步，不害怕衝突。一旦能知其不可而為，為而不有，對自己才會有自信，對各國才會有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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