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瞿如此政治正確的反華論述，剛好說明在大陸謀生的蔡衍明為什麼會選擇投向北京所謂的政治正確，也昭告了今天對政治正確立場沒有警覺，信手批評蔡衍明的台北人，心態上早就隨時等著幫他們所可能會仰賴的任何極權進行化妝。台北人根據自己的政治正確對別人指指點點，便與他們所批評的蔡衍明，以及與批評台灣與香港的孔慶東，其間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
孔慶東與其回過頭來開始讚揚香港人，替狗論緩頰，不如就大方承認自己也羨慕當狗，或就說自己根本也有狗性，而且還是比香港更低級的狗性。這樣，趨炎附勢向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靠攏的國人，也許在投靠的過程中感到更大挑戰而產生自省。我們愈是在論述上把自己描述的高尚，等於是承認我們對自己正在墮落的恐懼。
至於也是在強扮高尚的台北人，要是真正執著自由人權的話，首先且立刻要向華府的統治集團說不。不敢對華府四處肆虐迫害人權說不，卻攀附在華府的肩膀上向北京說不，無非是藉題發揮，其動機非關人權，而且正是他們瞧不起的那個欺善怕惡的投降主義的淵源。
澄社向來是民進黨以外，台灣唯一真正努力監督國民黨的力量，不論國民黨在朝在野，始終如一，所以是象徵台灣良心的代表性社團。但國民黨是小巫，必須有本領向華府說不，才能解放台灣的依附性，將來便得以向任何人說不。否則蔡衍明向北京說讚，與澄社向北京說不，就只不過是同一個台灣化妝師左右逢源的兩面服務而已。
（中評社特約作者石之瑜，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