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者或許是不願意忤逆受難者家屬的情感，或許是忌憚於台獨勢力的媒體暴力，而不願意面對死亡人數問題。他們遏制受難人數被誇大的方式，就是回到“行政院”報告發布的數字，亦即18000到28000之間。比如“國史館”館長呂芳上就是這個態度，他說，除非有新的史料或證據出現，推算出更精確的受難人數，否則研究報告的數據就是政府的官方認定；但是他又暗示目前沒有用到史料，他於是說，唯有充分發掘二二八史料，透過不同的學術研究，追求二二八歷史真相，才能讓二二八成為“歷史事件”。也就等於是說，既然數字是經過民主程序決定的，而不是檢視歷史資料決定的，他本人是不願意對這個數字負責的。
其實，二二八早有官方報告，包括楊亮功的報告與白崇禧的報告都有死亡人數的詳細統計。這些統計至今不能公布的原因，當然是因為擔心會因此傷害到受難家屬的情感，以及引發台獨的攻訐，讓國民黨近幾年來全力討好台獨選民的努力功虧一簣。不過，“行政院”二二八小組的召集人賴澤涵在2009年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偏偏就語出驚人表示不贊成18000－28000的估計，指死亡人數有數以萬計的說法太不合理，應改用數以千計比較合理。如果真的是以政府報告為準，並要求科學估計，則楊、白、賴這三份報告都應該分別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方法相互比較。
其他關於當時情況的文字記錄甚多，涉及當事人本人對人數估計，而被外界較少採納的，如楊金虎的回憶，他在彭孟緝攻下高雄市政府事後冒險上街救人，有對死亡人數的估計；又如21軍劉雨卿對率軍登陸後鎮壓掃蕩，並無遭遇真正有效抵抗的回憶，也可以說明街坊對死亡人數的想像實出於對戰場情況的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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