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穿梭在殖民母國與在地社會間的菁英買辦階層，繼續擔任世界資本主義汲取在地資源，馴化在地文化的中間人，只不過現在又兼差扮演在地統治者，其間較成功者，必須處理全球化與民主化帶來的雙重挑戰，他們雖光鮮亮麗，其實疲於奔命。所謂民主化潮流，便是因應資本主義統治機制與在地社會格格不入而衍生的溝通或收編機制，但從來不追求有效參與，而是迴避管理──過去是迴避殖民母國的汲取；現在是迴避後殖民國家的汲取。如此民主，就只能是偶發的抵抗。
台灣另有複雜處，因為解殖後，服務日本殖民統治的在地菁英不但沒有接收，反而還成為服務戰敗的國民黨的二度順民。所以，台灣民主化不是在地菁英接收殖民母國統治機制，而是在地菁英向國民黨爭取世界資本主義的認可。但國民黨與後殖民的在地菁英一樣，他們理解的統治，向來服務於世界資本主義，而不是選民，但為應付歐美治理機制的核心價值要求，必須表現成服務選民。
學運所謂反服貿與反程序粗暴，重點在表達反抗，不在提出主張，所以目標看似反覆。其深層至少反映了三種衝突：一是，世界資本主義汲取或開放資源的統治機制，與其中的民主動員兩者的衝突；二是，從世界資本主義移植的民主機制，與仰賴在地菁英做代理人的後殖民傳統兩者的衝突；三是，資本主義的參與式民主價值，與後殖民的反抗式民主文化兩者的衝突。
（中評社特約作者石之瑜，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