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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之瑜 |
中評社台北11月2日電（特約作者 石之瑜）這是和平與發展的年代，也是中國推動和平發展政策的年代，如果釣島四周沒有衝突，不但和平發展的環境立刻可以恢復，而且不用多久，大家就會忘記圍繞在釣魚島已經發生年餘的衝突。也就是說，中國對和平發展的期望極為殷切，而對釣魚島的衝突更毫無興趣。但是，這偏偏是安倍政府難以容忍的周邊無事狀態。因為，安倍的整個執政思想圍繞在“周邊有事”的假定上。
安倍政府的政治立場核心之一，或甚是最核心的立場，就是修改憲法第九條，恢復建軍與提高國防預算，讓日本回到二戰前那種有能力自由進出其他鄰國的所謂的正常國家狀態。假如，沒有釣魚島的爭議，和平與發展說不定在短短一週之內就形成大局，那安倍要推翻和平憲法條款的正當性在哪裡？為了要達到回返戰前國家理想的目標，釣魚島周邊維持衝突對安倍是不可或缺的。
中國對安倍應該如何回應，才能化解他明擺著的要仰賴釣魚島衝突，來維繫他的政治動能呢？恐怕不論中國政府如何回應，都不能改變安倍政府的既定政策。因為對安倍政府而言，中國只是政策工具，不是真的目標，中國政府的回應就算有所不同，他採取的手段也會跟著不同，因此中國不可能片面迴避衝突。
假如中國政府嚴正以對，剛好對號如坐，因為安倍就是需要一個會給日本壓力的中國，進而證明日本需要提升國防戰備。日本學界上下正彌漫著一種中國真野蠻的氣氛，好像中國政府的軍事演習或在釣魚台周邊的巡邏，都是在靠蠻力。不過，這種把自己的軍事行動當成溫和高貴與自衛舉措，而把中國的行動當成是野蠻的，其前提其實是把自己看成了不能改變形勢的弱者。而弱者的自況，就是安倍政府樂見的修憲的情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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