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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之瑜 |
中評社台北4月23日電（特約作者 石之瑜）太陽花學運在學運期間攻佔行政官署辦公室，遭警方強力驅離，是為323事件。因為驅離時造成少數流血，引發是否警方驅離手段不符比例原則，以致行使警力過度，而事後又無懲處之爭論，延燒不絕。適逢被佔領的民意機關啟動事後調查之際，另有學運支持群眾赴美國在台協會告狀以為牽制者。網路上年輕群眾則繼續以323事件指控政府是“血腥鎮壓”的“極權暴政”。
此類事件並非台北太陽花學運所獨有，在大陸各大城市，屢見群眾對執法官署不滿，爆發集體抗爭，進而升高為警民衝突、幹群衝突、官民衝突。如何在思想上建立可資引用的觀點，以撫順當事人的情緒，找尋群眾事件的治理之道，允為兩岸共同的挑戰。
日前，曾在大學教授西洋政治思想多年的“閣揆”江宜樺，再度就此案接受民意代表質詢時表示，自己是服膺亞里斯多德主義，藉以說明自己立場。亞里斯多德主義者主張執兩用中，但此案雙方各執一詞，當如何執中？大凡中庸者需先認識兩端，如此失其本身立場，而有騎牆之苦，毛澤東曾以此對陳伯達大為批判。毛澤東認為，必須先有自己的立場，再反對過與不及，而不能夠根據兩邊立場選擇中間。，這些辯證，說明當代治理常遭遇到的困境，即政治妥協與倫理抉擇之間的困難。
相形之下，或許回歸中國名家思想，比亞里士多德主義更能說明323事件的性質。名家思想認為，每一立場均有其不可互通的特性，想要借用更大的概念去包容雙方，並不能消弭特殊的立場。名家思想家試圖進入雙方立場，重現其間的不可互通性。名家思想家因而提出“兩可”之說，似在323事件上比亞里士多德更為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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