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認為，需要救贖，並不是向上帝懺悔，而是要“三省吾身”。西方文明只有在面對上帝時才懂得謙卑，但是中華文化卻強調“反求諸己”。西方文明經常強迫對方接受西方的價值，而中華文化卻強調“尊重和諧”。西方文明中的“優勝、物競天擇”，中華文明的回應卻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西方資本主義不斷掠奪資源、人定勝天，中華文明卻主張要“適可而止”、“天人合一”。
第二、民本與民主、結果與程序的價值信仰不同。西方主張by the people（民治），中華文化特別重視for the people（民享）。西方強調程序正義，中華文化則著重“結果正義”。西方的民主是以“程序正義”為基礎，因而特別重視“民治”，而中華文化檢驗一個政治是否為“善治”(good governance)，標準在於這個政府是否能夠為人民帶來幸福，亦即著重在“民享”的部分。
西方的民主透過代議政治，因此，所推選出來的是反映民意的“代表”（representative），其目的是“反映民意”，採取的方式為由下而上的“選舉”（election），而代表反映的是選民的族群、宗教信仰、階級、地域、利益歸屬不一而定，哪一位候選人得到票數多，就可以成為代表。但是在中華文化中，“選賢與能”是指所選出來的是能夠代表“賢”與“能”的人，其目的是“造福百姓”而不是“代表”而已，因而採行的方式是上下並行，在古代透過“科舉”、“任命”，當代則是“推薦”、“選舉”並用，這種以“選賢與能”為目的不同於以產生“代表”為目的的民主過程。
西方的“民治”又分為兩類，一是“代議民主”，一為“直接民主”，亦即人民有行使公投的權利。從冷戰以後，西方推動第三波民主化，以及21世紀以來的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民主活動，西方均以by the people做為評價一個地區或國家是否民主的標準，至於這些地方是否因為施行西方式的民主而使得生活更好或更混亂，並不是西方關心的重點，對西方價值來說，“民治”先於“民享”。
另外，西方強調“程序正義”的看法，在克里米亞公投中也受到挑戰。克里米亞人民以公投方式決定脫離烏克蘭，正如同當時的科索沃也以公投方式取得脫離塞爾維亞一樣，但是西方卻對於克里米亞的公投結果難以接受，這也反映出“程序正義”在某些情境下，也不過是強權介入的一種說法而已。
西方目前也經常以此標準衡量其它國家的民主化進程。西方也應了解，東方中華文化在看待民主這個議題時，有目標取向的“民享”是重於程序取向的“民治”。
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即使在君主時代，也有“民本”思想。大儒孟子即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點，告誡為政者“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若上位者的德行和為政不為百姓所接受，那上位者就要喪失繼續執政的資格了。孟子又稱“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這種推翻不義政權，亦即無法做到“民本”標準的政府，成為中國歷代以來農民革命或政權交替一項正當性的論述。
簡單來說，西方檢驗一個政權正當性的標準是民主，而其中又以著重程序正義的民治為核心。而中華傳統文化檢驗一個政權是否具有正當性，端看其結果能否為人民帶來福祉。當代西方用定期選舉制度來解決社會的分歧，但是在中華文化則是責成政府要用“親民”、“愛民”來避免社會的動盪。在今日來看，兩者均有其可取之處，彼此不應視自己的價值為唯一或居高，相互理解與包容應是在面對不同價值選擇時的必要態度。
兩岸共同以中華文化豐富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裡面有些東西是好的，例如對人的尊重，強調平等、自由等普世價值，問題在於當這些理念與國家利益結合時，好的價值就成了文化霸權的一些說詞或工具。在善惡二元論、物競天擇與資本主義的向外擴張核心依據下，西方往往將他們所信仰的價值與自己的利益結合，強加於其它文化與民族。
西方人創造了民主與自由，但是在大多數的情形下，是在自己封閉的政治國度裡面使用，對於其它國家或地區，特別是會影響到他們的國家利益時，民主與自由的標準就由西方來詮釋。
近代史上崛起的大國關心的是“利”與“力”，它們為這個世界建立的是強者的哲學，是霸道的文化。中國傳統對外關係重視的卻是“和”與“合”，主張“濟弱扶傾”，是王道的思維。從中國的易經中可以看出，中華文化強調的為“和與合”的“互補”而不是“利與力”的“衝突”。這也是西方文明迄今仍然沒有給世界帶來和平的原因。中華文化有一些東西是西方需要的，舉例來說，“仁”這個概念對於西方“物競天擇”論者是陌生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資本主義信仰者無法理解的，“是非存乎一心”、“設身處地”更是西方善惡二元論難以琢磨的。
西方幾百年的民主有其過程，沒有龐大的中產階級與人民的啟蒙，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會從天而降。西方的天賦人權，是建立在人是上帝所創造，因此應該擁有上帝所賦予的權利的觀念上。在政治上，個人主義與功利主義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核心，西方的民主制度就在這兩種主義上誕生。在經濟上，資本主義是西方不可動搖的信念，九十年代以後西方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結合，希望儘量減少政府在決策時的權威，讓私人企業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但很遺憾的，今日全球的高度貧富不均正是這兩種理念結合下的產物。
每一個民族與文化都有其特殊性。儒家文化雖然尊重個人，但是更強調社會的整體秩序與和諧。中國人強調的“關係”，包括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天，顯示出中國人維持社會秩序與和諧的方法並不是完全以“合法”為基準，而更強調是否“合情”“合理”，因為“法”大多數是強者制訂的。從國家的發展來看，中國固然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的小農或中小企業自由思想，但是做為一個以社群主義為凝聚力的中華民族，國家與政府的正面力量一直是人民所關切與期許的。中國人對於“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看似遙遠，但未嘗不可以作為西方以“強權政治”做為真理論述的警惕。
中國大陸要想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除了要有強大的物質力量以外，還要有能力在思想論述上取得主導，也就是要建立“軟實力”的論述。中國在崛起過程中，應該從哲學層面重新整理一套中華文化的世界觀、秩序觀、價值觀。中國的責任並不是要取代西方的文明價值，而是提醒西方他們的文明價值會出現甚麼樣的問題，告訴西方為何中華文明的若干價值可以豐富或補強西方的文明。中國的崛起就是要取得這種話語權與世界秩序的詮釋權。
這個世界需要更好。西方的文明價值目前雖然仍是世界的主流，但是目前已經出現了若干問題，它們解決問題的方法，無論在處理金融危機方面，還是在解決國際衝突方面，已經開始背離了自己的價值信仰。這是中華文明的一個機會，也是責任。如何讓西方了解，中國大陸的崛起不再是西方大國崛起模式的再翻版，而是中華文明的再次崛起，它不僅是對西方文明的警醒，也是補充，中華文化可以豐富世界文明的價值，讓這個世界更能相互尊重與包容，更為美好與祥和。
兩岸合作共同推動整個中國的和平崛起
兩岸雖然分治，但是在中華文化的認同上從未真正的分歧，在中華文化的研究、反思、落實上，台灣反而走的大陸更快、更深、更實。中國如何和平崛起是個大哉問的大題目，在和平崛起所需要的價值結構上，台灣應該可以扮演其重要，甚而主導的功能，這不僅有助於整個中國的和平崛起，亦有助於中國大陸內部社會的和諧與安定，而這些亦是對外崛起所不可或缺的要求。
整個中國的和平崛起需要兩岸共同的參與，兩岸間的政治難題需要解決，兩岸間的文化力量需要結合，這些都需要兩岸的智慧與包容。如果這些問題都無法處理，中華民族又何能高唱和平崛起呢？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4年8月號，總第20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