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這一切可能將弗洛伊德捧為“烈士”或“英雄”的號召與舉動，驚動了一位名為歐文斯（Candace Owens）的黑人女士評論員。她是一個名叫“轉換點”（Turning Point)的政治團體對外信息交往的負責人。在她接觸的信息交換圈中，公開掀開了有關弗洛伊德的底細。毫不客氣地宣佈，她發現這位弗洛伊德，在他生命的46年中，接連五次進出監獄的經歷：罪名若不是吸毒、販毒，就是持槍搶劫---包括一次聚眾闖進民宅，在用槍指向一個孕婦肚子的情況下，將之搶劫一空。而最後一次，弗洛伊德是因使用一張價值美金二十元的偽鈔而被捕。所以，歐文斯說她認為弗洛伊德不堪稱為“烈士”，更不是她的英雄。雖然她自己是黑人，她還指出黑人佔美國14%的人口，但卻擁有全國50%的犯罪記錄。
在此之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察工會，也公佈了有關弗洛伊德的生平。顯示歐文斯所透露的細節條條屬實。奇怪的是，美國各地如此高分貝的抗議暴亂，居然引起了國際上積極的響應與共鳴，尤其是歐洲。
四、國際上對美國暴動的聲援與共鳴
也許會有人認為相當稀奇，但國際上對美國這番廣泛與高分貝暴動卻表現了很踴躍的聲援與共鳴。單說歐洲，從德意志、西班牙、比利時、聯合王國，到丹麥，各地均有成千上萬的群眾上街聲援，對美國反種族歧視與警察濫權運動之抗爭，深表同情。
對此，有人提供一項解釋的理論，認為這些國家上街遊行助威的人們，雖然表面是支持美國的群眾，但他們的行動與其說是聲援，毋寧說是共鳴。因為他們看到美國這一連串示威抗議運動，就聯想起自己國家也有同樣問題——即類似的種族歧視與警察濫權的問題。較為更恰當的例子，當推澳大利亞（雖然它不在歐洲）。由於澳大利亞的祖先由英國來到當初地廣人稀的這片美好土地時，當地的土著（原住民）無能對抗這些船堅炮利外來的白人；結果弱肉強食，祇落得被趕到偏野角落苟且偷生的下場。他們的子孫到今日仍脫離不了“原住民”的標籤。所以，聽說美國有反對種族歧視的運動發生，這些原住民也趁機行動起來，藉聲援美國抗種族歧視之名來表示他們自身歷代受歧視敢怒而不敢言的悲痛（當然，在美國“原住民”的印第安人的遭遇，也極為相似。他們的祖先被當初由英國移民美國的白人任意屠殺；他們的子孫則被放逐在美其名曰“預留地”的禁區）。
五、以上種種動亂與號召的啟示
有人對美國上述那一連串的人為禍亂，提出一個“報應”的說法。如果我們真接受“報應”這個觀念的話，未嘗不可將美國多年來的種族問題（白人欺負與壓迫黑人）追溯到美國祖先販買黑奴的歷史。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實際上在美國這塊土地上最早有黑奴的出現，肇始於英國殖民時期；美國於1776年立國後，延續了英人留下來的黑奴制度。所以美國憲法（制定於1787年）上並無反對奴隸制度的規定。一直到南北戰爭以後於1865年通過的憲法第十三修正案，才廢除奴隸制度。但在那以後，黑人還是沒有與白人真正享受同等的權利。譬如黑人還不能與白人同校上課；而須上那所謂“分別而平等”專為黑人而設的學校。一直到了1954年後因一項最高法院的判例才正式改變。自此以後的民權運動，美國的黑人逐漸在書面（法律）上贏得了較多的平等權。可是白人心理對黑人歧視的態度，還是可以從白人警察與黑人間一向緊張對峙的關係看出。所以，這次因弗洛伊德事件，將這一切黑人被壓抑的憤怒與心結，得機全部暴露發泄了出來。
如要用“報應”來解釋的話，應該說是美國白人祖先當年販買黑奴所造的孽，今天他們的子孫，得為祖先所造的孽承擔應付的歷史代價。不過，所謂當年，應該是指17世紀至18世紀由英國殖民時期轉型到獨立的“美利堅共和國”時期。而在那段歷史辰光，從事黑奴買賣以及利用從非洲拐來的黑人做奴隸的西方國家，除了英國外，還有葡萄牙、西班牙、德國、荷蘭、比利時與丹麥等國。如說“報應”，那麼為什麼祇有在美國才發生這個因祖先造孽而須付出代價，其他那許多西方國家，卻沒有發生“報應”呢？那位發表“報應”意見的發言人，還說美國的“報應”是表示菩薩的公允。那麼其他拐帶及買賣黑奴的國家都沒有受到同樣的待遇，又如何解釋呢？不過，如果我們留意的話，應該發覺，也是在這些歐洲國家，對當前美國的暴亂，響應最力。這也是為什麼另外有人指出，這些歐洲國家的反應，與其說是響應，毋寧說是“共鳴”。這表示它們因被提醒自己祖先也曾從事黑奴買賣的往事而產生“於我心有戚戚焉”的感受。
長話短說，這些種族歧視與社會不平等的問題，是在西方國家、也就是所謂民主陣營的核心成員，所共有的問題，是他們深藏內心之歉疚；也是他們對外標榜民主時絕對不願明言（甚至承認）的禁忌。有鑒於此，我們當更能領會到以上拜登格言的真諦是何所指。亦即為何要維護與增進民主，尤其是在民主衰退之際要將其復興的含義。再復述一遍，以上自黑人弗洛伊德事件以後的一切動亂、以及歐洲國家（多半俱是民主國家）的“共鳴”，證明了民主圈子中的一個共同體會、也是一向的難言之隱。
所以由拜登召開的“民主峰會”，其實真正用意是響應拜登格言中須挽救、復興民主於衰退之中的苦心。這也是為何白宮對峰會召開之目的保持秘而不宣的道理。而國務院的說法，僅是冠冕堂皇的外交辭令而已。
據相關消息，全美國自2020年月25日以來各地的暴動中，根據30個地區警察局的報導，他們在一個月（重複：一個月）不到的時間已經逮捕暴動中的違紀分子達11,000人。有人（Alan McLeod）計算了一下，發現這個數目，比在香港一年裡頭逮捕的9,000人還要多。
最後，這一切對台灣搞台獨人士的啟示是，香港經常的暴亂，與其說是由於“一國兩制”在香港失敗，不如說是由於有外來的干預與慫恿、甚至蓄意顛覆。而廣義的“外來”，當然不祇是美國而已。
六、結束語
以上各節，已足以刻畫美國民主制度的真相。這個真相，絕非美國政府通常對外投射民主形象如何足以令人效法的憧憬。其實，我還沒有提及在弗洛伊德案件與因它而帶來的暴亂等等之後，英國的“衛報”登載了一篇報導，有關一個名為“民主聯合基金會”的機構授權由拉塔納（Latana）民調公司作出的一項在53個國家的民調。這53個國家的50,000名受訪者，俱是篤信民主而奉之為圭臬的人士。大多數被訪者認為“美國對民主的威脅是遠大於俄國與中國對民主的威脅”。我們再看美國民間的看法，據“時代雜誌”的報導，美國有85%的人篤信他們本國的制度應該大幅改進。而他們有此想法，全是他們自身對民主“不過如此”的感受，絕非因是中國與俄羅斯發出了一個更好的選擇、更因此而成功地腐蝕了美國人對民主的信心。再根據劍橋大學的數據，概括了154個國家四百萬受訪者的意見，可說普世民意對於民主的不滿，已由1990年代的47.9%上升到現今的57.5%。
綜合上述一切資料與數據，我們能作的結論是：世上沒有什麼諸如多數西方媒體所渲染的民主集團與專制集團的對抗。因為民主的衰退，是各國內部的嚴重問題；由美國開始。拜登競選總統時之所以就有召開民主峰會的意見，就是由於他對美國民主制度衰落的感觸。除了以上自弗洛伊德事件以來打砸燒搶的動亂以外，還有2017年以來特朗普總統對美國民主的踐踏（譬如特朗普發動他的黨羽對國會大廈武力攻擊與破壞即是一例）。所以，拜登上任後召開民主峰會的真實用意，實際是要把既已衰落的（美國）民主進行“復興”之努力。同時因考慮到其他民主國家也有普遍的衰落（正如民間“自由智庫”的評審所顯示），所以才邀請了110個國家參加。
可是在這次民主峰會開完後，對於開會之討論過程與是否有決議諸節，不但美國沒有公佈，其他與會的成員也保持沉默。這表示什麼？
我認為合理的猜測是：此次峰會恐怕根本沒有具體的結果，因而不了了之。沒有結果的可能原因，恐怕是與會的多數成員，對美國國務院所提出的三大課題不能與美國意見一致。如此點屬實，美國反躬自問的時候，應該到了。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1月號，總第28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