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中美建交，標誌著中美關係從對抗向合作的重大轉變。三十多年來，雖然經歷了多次曲折，但從總體上看，中美合作保持著較快發展的勢頭。前述中美戰略利益協調的三個時期，實際上正是中美合作的三個發展階段。經過這三階段的發展，現在的中美合作規模龐大、涉及的領域全面、合作的機制比較健全，已成為兩國安全和發展都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持因素。20世紀八十年代，是中美合作啟步和開始全面發展的階段。以共同對抗蘇聯擴張為主軸的政治安全合作，不僅是這一階段中美合作的主要內涵，而且帶動了中美經濟、文化、科技等多個領域的合作。20世紀九十年代，是中美合作進行重要調整，在重大起伏中持續發展的階段。由於共同對抗蘇聯擴張的政治安全合作不復存在，中美固有的戰略利益衝突相對突出，因此這一階段成為中美建交後，兩國重大衝突發生最密集、對中美合作不利影響最重要的時期。既有因美國強化對台灣問題的插手、干涉，而引發的重大衝突，也有其他因美國嚴重侵害中國主權，如1999年5月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而引發的重大衝突。這些重大衝突一再導致了中美合作的中斷，甚至倒退。但須重視的是，重大衝突中斷的中美合作，都比較快地得到恢復，而且不利影響明顯地遞減。同時，中美之間的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的合作，在前一階段發展的基礎上，有了更迅速發展，已成為中美合作的主體部分。例如，到2000年，美國已成為中國第二位的貿易夥伴，而中國則已成為美國第四位的貿易夥伴、第三位的國債持有者。進入21世紀以來，中美合作開始進入全面發展的新階段。在這一時期中，雖然中美之間一直摩擦、衝突不斷，但沒有發生導致中美合作中斷、甚至倒退的重大衝突，所以，中美合作得以持續、穩定地發展。更重要的是，中美合作涉及的領域前所未有地廣泛，可以說已涉及中美關係的所有領域。特別是在上一階段一度停滯的政治安全領域的合作，以共同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勢力及其活動為主軸，得到新的重要發展。同時，共同應對包括國際金融危機的各種全球性問題、地區性問題的合作已迅速成為中美合作重要的新內涵。此外，中美合作的全面機制化，主要是2009年開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以及多達40餘個的多領域對話機制，已成為中美合作達到更高水準的標誌。事實充分顯示了，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合作已經成為中美關係的主要方面。這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因為中美合作符合中美兩國利益，符合世界潮流。
有一個現象十分值得重視，即在中美合作發展的每一個關鍵點上，都是美國首先採取行動，隨之引發了中美合作進程的跟進。不僅中美關係正常化、中美建交是這樣，而且中美建交後的三十多年中，每一次重大衝突導致中美合作中斷後的恢復也是這樣。例如，1989年6月美國對中國實施“制裁”後，幾次派遣密使、特使訪華，以修補中美關係；1999年5月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後，以及2001年4月美國軍用飛機在南海上空撞毀中國軍用飛機後，美國多次道歉並做出賠償，以及每次美國在台灣問題上與中國發生衝突後，美國都必定重申堅持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不支持“台獨”的立場，等等。與中國始終如一堅持的，對中美合作的積極立場和政策不同，美國相關的立場和政策，受美國國內政局變化，包括選舉的需要等影響，明顯地多變，並從而對中美合作形成重大干擾，甚至破壞。但上述事實表明，在引發中美合作的重大曲折後，美國政府都能及時進行調整，以恢復中美合作。這更顯示了，中美合作對於兩國的重要性，同時也表明，互利共贏是中美合作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
中美戰略互信的基本建立
戰略互信是指，在任何兩個國家的雙邊關係中，一國在對另一國戰略意圖判斷的基礎上對其的信任感，包括對方不會對自己構成戰略威脅，以及對方願意和可能與自己進行合作。顯然，戰略互信是任何兩個國家得以實現戰略合作的前提，而對於中美這兩個存在重大差異的大國的合作尤為重要。實際上，中美合作持續加強的過程，就是中美戰略互信建立與深化的過程。需要重視的是，隨世界和中美兩國自身的發展變化，中美戰略互信的內涵正在發生重要變化，並且可能引起中美戰略互信性質的改變。
中美關係正常化、中美建交，特別是建交後三十多年中美合作持續、較快地加強，充分顯示了中美戰略互信的存在，及其對中美合作重大的前提性影響。從1972年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開始啟動，直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近四十年中，儘管中美戰略互信的內涵不斷有所變化，但從總體上看，這近四十年中的中美戰略互信集中表現於，中美兩國對於對方願意也可以與自己在一系列重大的戰略性問題上合作，有著肯定的判斷，並且在實際的中美合作發展進程中，不斷鞏固了這一判斷。這是近四十年期間中美戰略互信得以建立的基礎。另一方面由於在這一期間，中美的綜合實力對比始終保持明顯的“美強中弱”態勢，所以雖然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不斷有人宣揚“中國威脅論”，而且美國政府從未完全放棄對中國的遏制動作，但這一期間發表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等重要的文件表明，美國政府實際上並未視中國為重大的戰略威脅；至於中國方面，儘管一直遭受美國的遏制，但基於對和平、發展、合作成為世界潮流的戰略判斷，基於對自己綜合實力持續較快增長的信心，也基於對中美合作符合兩國利益的信念，儘管對美國的遏制不滿並有所反制，但並沒有視美國為對自己的嚴重戰略威脅。所以，可以認為這近四十年期間的中美戰略互信，以中美需要、願意而且可以不斷加強合作為主要內涵。
但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美戰略互信的內涵發生了明顯改變。主要是，金融危機把美國的嚴重困難和明顯弱點，清楚地暴露出來，而與此同時，中國綜合國力的明顯增強、國際地位和作用的進一步提高，在嚴重的危機中顯得更為突出。所以，儘管綜合國力對比“美強中弱”的態勢沒有變，但對比的消長變化卻出現了明顯有利於中國的重要趨勢，並且可能較長期保持。這一變化在美國引起了關注和憂慮，並不是中國已經形成對美國嚴重的現實戰略威脅，而是關注和憂慮正在“崛起”的中國，是否將在不久的未來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甚至在世界的“領導地位”形成嚴重挑戰。2010年以後，美國的“重返亞洲”、強化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部署等重大舉措，雖然有廣泛的目的，並且美國一再強調“不是遏制中國”，但實際上針對中國的意圖十分明顯。這當然引起中國的警惕。可以認為，中美因此戰略互信問題上關注的重點已經明顯轉變為，對方是否對自己構成戰略威脅。這必將引起已經初步建立的中美戰略互信的動搖。不久前中美兩位學者撰寫的關於“中美戰略互疑”的報告，就清楚地顯示了這一變化及其影響。中美戰略互信的變化，從一開始就受到中美兩國的重視。2009年11月奧巴馬總統訪華，發表的《中美聯合聲明》就在突出地位提出“建立和深化雙邊戰略互信”，強調“培育和深化雙邊戰略互信對新時期中美關係發展至關重要”。中美還分別針對對方的戰略關注，明確闡明了自己的立場。之後，在2011年1月胡錦濤主席訪美的《中美聯合聲明》中，以及連續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檔中，深化中美戰略互信的內容，都很突出。但如前所述，就在中美都表示高度重視培育和深化戰略互信的同時，美國的一些動作卻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已經建立的中美戰略互信。這表明，雖然中美戰略互信的動搖已經引起廣泛關注和重視，但這一變化及其影響的消除卻可能很困難。所以，中美關係站在了歷史的新起點，需要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中美發展新型大國關係的歷史邏輯
2012年5月3日，胡錦濤主席在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的致辭中提出，“努力發展讓兩國人民放心，讓世界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國關係”。這是在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之際，把握經濟全球化、科技革命日新月異大趨勢，總結四十年中美關係的發展，對當前和未來中美關係的規劃，也是對中美發展新型大國關係歷史邏輯的肯定。
在近現代的世界上，對抗衝突是大國關係的傳統邏輯。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長達四十年的冷戰，就是這種大國關係傳統邏輯的集中表現。但是，中美建交後三十多年中美關係的發展表明，儘管中美是兩個存在重大差異的大國，特別是社會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的大國，但三十多年的中美關係卻已經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了新型大國關係的要素。如前所述，中美戰略利益的不斷協調、中美戰略合作的持續加強，以及中美戰略互信的建立與深化等，共同構成了三十多年的中美關係；戰略利益協調是基礎、戰略合作強化是核心、戰略互信深化是前提，共同保證了中美關係三十多年的穩定發展。這已經是完全不同於當年的美蘇關係的新型大國關係，是對大國關係傳統邏輯的改變。這是中美兩國把握世界大趨勢和兩國利益，做出正確戰略判斷和政策選擇的結果，在三十多年中對中美兩國、對世界都產生了重大的積極影響。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美關係做為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關係的態勢日益明朗。中美是否會因為爭奪世界霸權而對抗衝突，受到普遍關注。但是，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與世界上不同歷史時期曾出現過的“新興大國”，有著根本性的不同，即中國是堅持和平發展而繁榮、強大，成為“新興大國”，也必將繼續堅定不移地堅持和平發展。這是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科技革命日新月異大背景上，最符合中國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唯一正確選擇。所以，中國將始終堅持“不稱霸”的根本原則，不會也不可能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首先是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正如胡錦濤主席所說，“我們這個星球有足夠大的空間，應能容得下中美兩國和其他國家共同發展”。中國追求的是，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關係。這是最符合中美兩國利益，也最受到國際社會歡迎的新型大國關係。充分顯示了，中國對於新型大國關係歷史邏輯的尊重和肯定。但顯然美國對於中國和中美關係的前景疑慮重重，反映了美國仍然囿於大國關係的傳統邏輯。
完全可以預料，正如過去三十多年的中美關係，雖然摩擦、衝突不斷，但始終在曲折中向前發展一樣，未來時期的中美關係也將一直在曲折中向前發展，即使發生重大曲折，甚至暫時逆轉，也將持續向前發展。這是中美關係新型大國關係的歷史邏輯，是不可阻擋的。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2年7月號，總第17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