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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框架”是兩岸關係的核心議題，具有理論和實踐指引的雙重意義。 |
中評社╱題：“一中框架”蘊含的特殊意涵與兩岸政治商談 作者：周建閩（香港），中評社常務副社長、中國評論月刊總編輯
“一中框架”是一個中國論述的最新發展，是中國大陸在台灣問題及兩岸關係長期的發展變化中，逐漸形成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理論論述，她既是大陸對台政策理論創新的產物，也是兩岸關係的核心議題，具有深刻的理論性和現實的實踐意義。因此，深入瞭解“一中框架”論述的由來，把握“一中框架”的核心內涵，理解“一中框架”的現實效用，對於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特別是兩岸政治談判的開啓，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指引的意義，可以說，未來兩岸的政治商談、兩岸關係的政治定位，必將在“一中框架”內展開。
從一中原則到一中框架的變遷
1、一中原則的由來及其內涵表述的變化
從兩岸關係60餘年來的發展歷史看，前30餘年兩岸雖然政治上強烈對立，但不存在“一個中國”的認知問題，兩岸都主張一個中國。但八十年代末、特別是進入九十年代以後，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台灣島內民主化進程的演化以及兩岸關係的發展，兩岸在國際上爭奪一個中國話語權的鬥爭逐漸突出。島內對於是否在國際上堅持一個中國的提法，也開始出現質疑的聲音，“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等論調開始頻繁地出現，島內的反對黨也公開提出“台獨黨綱”（1991）。與此同時，台灣執政當局為因應大陸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主張，在1992年提出《國家統一綱領》，表明當時台灣當局對於國家統一的態度和立場。
為了向國際社會及台灣民衆闡明大陸對於台灣問題與一個中國的原則立場，大陸政府發表了《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1993），明確了大陸主張的“一中原則”：“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
由於兩岸關係理論是實踐性極強的理論，任何論述能否成立，均要看她在實踐中的效用與反饋，“一中原則”也是如此。實踐表明，“一中原則”從總體上是需要堅持的，但是其內涵和表述，需要進一步思考、發展和深化，以適應兩岸關係發展的實際情況。
為了使“一中原則”更加貼近實際，並解決其針對不同對象的不同表述，使之更富於包容性，更能體現祖國大陸的善意和誠意，為兩岸關係拓展出更大的發展空間，大陸的有關領導及各有關方面都對此作出了深刻的反省與思考。1998年10月14日，汪老與辜老在上海和平飯店舉行第二次汪辜會晤時，提出八十六字的“一中新解”：“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統一。雙方應共同努力，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一個國家的主權與領土是不可分割的，台灣的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2000年8月24日，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在會見台灣《聯合報》系訪問團時，首次提出：“就兩岸關係而言，我們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祖國大陸和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錢其琛的表述，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中得到確認，成為延續至今、寫入2005年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的“一中新三句”（新一中原則）。
值得指出的是，“新一中原則”的最大特點是與台灣“國統綱領”的原則相契合，吸收了“國統綱領”中的理性主張。“國統綱領”在其“原則”的第一條明確指出：“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即“兩岸一中”。這就使“新一中原則”極大地貼近了兩岸關係的現實，也給了兩岸關係更大的發展空間，具有高度的包容性，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奠下了深厚的理論基礎。
2、從一中原則到一中框架
實踐無終止，兩岸關係的發展無終止，理論創新也無終止。2008年12月，“胡六點”提出“兩岸在事關維護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原則問題上形成共同認知和一致立場，就有了構築政治互信的基石，什麼事情都好商量。”首度提出“一個中國框架”的概念。
2012年2月底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全國對台工作會議上強調，“要鞏固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框架，努力增進兩岸政治互信，繼續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活動，使台灣民眾進一步認識到台灣和大陸不能對立和分割，維護兩岸關係繼續穩定發展的宏觀環境”，再度提及“一中框架”概念。當年7月，賈慶林在“第八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上，對一個中國框架作出具體闡釋，指出“一個中國框架的核心是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國家，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兩岸從各自現行規定出發，確認這一客觀事實，形成共同認知，就確立、維護和鞏固了一個中國框架。”
2012年11月舉行的中共十八大上，胡錦濤在政治報告中，正式提出“兩岸雙方應恪守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立場，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在此基礎上求同存異”。“一中框架”的政治話語地位，以列入黨的政治報告的方式，得到權威確認。其後，中共領導人在正式會見台灣高層人士和授權代表時，多次提及要鞏固和維護“一中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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