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幷非個人悲劇 黑金政治困擾韓國
1、揭開韓國政治傷疤 盧武鉉深陷“前總統魔咒”
盧武鉉跳崖自殺身亡，再次揭開了韓國政治的傷疤——在他之前，幾乎沒有一任總統能够“善終”。韓國媒體認爲，盧武鉉之所以選擇自殺，與韓國獨特的“前總統文化”有關。最高領導人在卸任後立即遭到司法調查，幷毫不留情地治罪，堪稱韓國獨特的政治文化，盧武鉉本人也未能逃出此“怪圈”。（廣東《時代周報》）
自1948年建國以來，共有10位政治家先後榮登總統寶座。但是，除了兩任短期總統尹譜善和崔圭夏以及現任總統李明博之外，其他人最終都有如 “多米諾骨牌”效應般得到“不愉快的結局”。而從1980年到現在，韓國民主化有了將近30年的進程，國家前最高領導人卸任後無一能從貪污、收受賄賂中掙脫出來，從全鬥煥獲取了5000億韓元的政治獻金，到金泳三在銀行中有1億美元的存款，再到已經曝光的盧武鉉家人收取的600萬美元，隨著民主化的推進，在金錢的數額上已經今非昔比，但韓國總統始終免不了在金錢上的“不乾不淨”。（北京《中國經營報》）
另外，韓國雖然成功地實現了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但傳統文化的影響以及尚未成熟的政黨制度使得在韓國政治中扈從政治、請托政治的影子隨時可見，總統在任時所擁有的權力往往能成爲這種“政治不貞”的庇護，而其離任後政治權力不再時也爲政治對手留下了進行“政治報復”的把柄。（廣東《新快報》）
2、“清算政治”難辭其咎 反腐淪爲政治鬥爭工具
有分析認爲，在盧武鉉自殺事件中，韓國“非黑即白，非對即錯”的政治文化難辭其咎。在野黨總是無條件反對執政黨，上臺即不擇手段報復是韓國政治的重要特徵。武斷改變前任不同理念政府的政策和進行政治打擊，幾乎成爲慣例。
相較于美國總統福特對前任尼克松，及俄羅斯總統普京對前任葉利欽進行的無條件大赦，在韓國，選擇對領導人進行追責，是有著極爲複雜的社會因素的。1948年獨立的韓國，雖受到美國的大力資助却幷未走上民主之路，而是實行了軍政府統治。在此環境下，對前任進行顛覆性的肅清漸成傳統。2007年盧武鉉親赴平壤與金正日達成“10.4宣言”，標志著南北關係發展駛入快車道。但李明博上臺後“凡盧必反”，全面否定了盧武鉉的對朝政策，南北關係迅速惡化，這是對盧武鉉個人及前任政府最大的否定。（北京《中國經濟時報》）
雖然韓國社會腐敗現象屢見不鮮，特別是在沒有充分的證據和沒有上升到法律層面的時候，大家都不當回事，但一旦腐敗與反腐敗成爲政治鬥爭的工具，上至前總統，下至芝麻官，誰都可能隨時在强大的輿論壓力下翻船。特別是在韓國這樣一個民主化僅22年，同時也是一個保守與進步極端對立的國家裏，反腐敗一直是政黨政治中制服對方的撒手鐧。而講究司法獨立的檢方和法院爲了自己的部門利益，也拼命地試圖通過獨立搜查顯示自己的存在。實際上，有民衆的選舉，却少有民衆在細節上的監督，秋後算賬成了對絕對權力的唯一的清算手段。韓式民主距離現代民主之間功虧一簣，邁出這步不知今後還要花多少時間。（北京《世界新聞報》）
3、政治體制弊端肇禍 財團勢力左右韓國政局
韓國自建國後，在自然資源幾乎空白的條件下，發展成爲一個比較發達的工業化國家。韓國的汽車和電子製造業的發展，在世界工業史上堪稱奇迹。但是韓國的政壇却一直動蕩不安。這雖然有直選總統權限大、任期長等制度性因素，但是還有更深層的政治和社會因素。首先是韓國的黑金政治。韓國的政治體制决定了政治和經濟聯繫緊密。沒有資金的支持，各政黨很難在大選中勝出。韓國經濟雖然發達，但是大集團壟斷現象嚴重，財團模式成爲了黑金政治的溫床。雖然現在韓國的體制相對過去有了很大的完善，黑金政治、貪污腐敗等狀况有所减輕，但是仍然比較嚴重。“樸淵次門”，既是韓黑金政治的反映，也間接體現了韓國政府打擊政治腐敗的决心。（山東財經網）
早在軍政時期，韓國政府爲復興經濟即在政策上刻意向大企業傾斜，形成了一批財閥。在實行民主體制後，大財閥通過大規模政治獻金挑選政治代言人，以此雙方完成政治經濟利益的互換。于是，在政治家下臺或是財閥醜聞之後，必然會披露政治醜聞。相對于歐美成熟的民主體制，這也是韓國民主制度薄弱的另一面：政治人物缺少政黨的有力支持，却不能避免財閥對政治的干涉。（湖北《長江商報》）
韓國沒有法律保障政客合法籌集資金。實際上，韓國政客們都在抱怨，既然學習了美國的選舉制度，就應該同時學習美國的籌款制度。因爲作爲政客需要參與大大小小的選舉，這就需要很多錢，在無法合法收取大額政治資金的情况下，他們就偷偷摸摸地這樣做。也有人認爲，韓國雖然學習了美國的民主制度，但却沒有領悟民主的基本理念，腐敗植根于從權力私有化意識中衍生出來的濫用權力中。也就是說，總統及其周邊人士應該認識到他們擁有的不是權力，而是責任。（浙江《今日早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