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大證據並非鐵證 曹操墓恐成周老虎
1、時隔兩小時確認曹操墓 一經宣布即遭質疑
從“曹操墓”的出爐情況來看，真偽確實有待考究。據報道，在安陽發現曹操高陵，電視上10時播出的新聞是“疑似發現魏武大帝墓”，時隔兩小時，在未提供新證據的情況下，12時新聞便成了“確認發現曹操墓”。
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曹操墓”該不該被很快確認，這確實考量著學術人的學術品格。按照多數專家的意見，比較能認定墓主人身份的是墓志，如果沒有墓志出土，就只能根據文獻記載作猜測。或者從更多有文字的器物、從文字記載的事件稱號等進一步判定墓主人的身份。而“曹操墓”的發掘過程中，發現的證物只是出土刻銘“魏武王”石牌和“曹操”頭蓋骨等，關於這些證物的真假尚待進一步研究，此時便匆匆認定“曹操墓”確實草率了一些。（北京《青年時報》）
其實，關於“曹操墓”的發掘，目前只是階段性成果。在這個階段，其實完全可以用“可能”“基本”等有回旋餘地的判斷來展示成果，急匆匆地用“確認”等板上釘釘的字眼，一旦真正認定的結論與此有所差池時，難免會將自己置於相當被動的地步。（河南大河網）
2、評判依據有漏洞難服眾 曹操墓真假引爭議
12月27日下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京宣布發現曹操高陵。這座在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搶救性發掘的東漢大墓被當地政府認定為魏武王曹操的墓穴。考古人員羅列出6大依據，以佐證這項重大考古發現的確鑿無誤。（上海《新民晚報》）
就以河南文物局公布的六大“證據”而言，如果我們用逆向思維去詰責，除“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四格虎大刀”、“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可稱為依據外，其他五項證據都不足以確證此即曹操之高陵。同時，還有一個情況也值得注意，即《三國志.武帝紀》說，曹操曾於建安二十三年六月發布魏王令，對自己的陵寢有一個規劃：“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為兆域，使足相容。”這項策令明確告訴我們，曹操對自己墓葬的選擇，有幾個條件：一是必須是瘠薄之地，當時的西原上為高地，處於瘠薄荒野，曹操大約是事先看過的，於是遂決定“因高為基”，這樣就不必培很多封土；二是他的墓葬需要陪陵，即左右後三方都有公卿大臣墓相陪，明確規定“諸侯居左右”，“卿大夫居後”，也就是說，若該處有曹操墓，則必定在一個墓葬群的中間。但我們看到，這次被河南方面認定的疑似“曹操墓”，僅是一座孤墓，此不合《三國志》中記載的曹操自己的規劃。（河南商都網）
3、過度介入加劇公眾疑慮 文物搭台政府唱戲
在河南省級媒體最早的一批報道中，稱“曹操墓的發掘過程，有兩個人是繞不開的”，其中一位是安陽縣安豐鄉黨委書記。報道稱這位賈振林書記從異地到安豐鄉上任後，因過問“東漢墓”被盜，開始“對《三國志》、《晉書》等有關記載曹操去世的文獻大感興趣”。並因此知道曹操有“薄葬”一說，“看的資料多了，對曹操墓感興趣的賈振林就越來越堅信曹操墓就在安豐鄉境內。”這篇報道形象地寫道：“如果最終證明曹操墓真的就在安豐鄉，那對鄉裡意味著什麼當然是不言而喻了。”（上海《文匯報》）
但是，對於曹操墓的質疑為什麼能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呢？地方政府以及官方機構的公信力不足是一個方面的原因，安陽市政府部門所表現出的過度“熱情”加劇了公眾的疑惑。
毫無疑問，曹操墓如果屬實，那麼這一震撼性的文化資源肯定會極大地促進當地的旅遊開發。早在月初，安陽市政府就成立了曹操高陵保護領導小組，省文物局局長、安陽市委書記任名譽組長，市長任組長。安陽市市長表示，要將曹操高陵建成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環境效益為一體的三國文化考古、文物保護基地和旅遊景區……也就是說，在曹操墓還處於“疑似”的情況下，安陽市就已經成立了最高規格的領導機構，而且“經濟效益”已經被列入了“如意算盤”。有了這樣的利益驅動，安陽會不會在曹操墓的認定上“先下結論，再找證據”呢？這確實是一個問題。當地政府迫不及待地就宣布要“保護”、“開發”、“建館”，給人的印象倒像是政府和文物考古部門預先的策劃，這就很不正常，實際上將開一個“考古為經濟服務”、“文物為政府搭台唱戲”的不好先例。（北京《新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