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個稅“劫富濟貧” 新起徵點有失公平
1、偏離“劫富濟貧” 個人所得稅緊盯工薪族
這與全國兩會期間據稱是代表多數網民和選民的意見、建議將個稅免征額上調到5000元的人大代表提案期望值相差甚遠，也重蹈了歷次“擠牙膏”式上調個稅免征額的覆轍。雖然將工薪所得個稅免征額上調1000元，並將現行工薪所得9級超額累進稅率修改為7級，取消15%和40%兩檔稅率，擴大5%和10%兩個低檔稅率的適用範圍，能使工薪階層在一定程度上減輕稅負，但讓人感到個稅徵收依然是牢牢地抓住工薪族不放。（北京千龍新聞網）
長期以來，工薪階層一直是個人所得稅的“主力軍”。中國個人所得稅收入中，工薪所得項目個人所得稅收入占個人所得稅總收入的比重約為50%左右，也就是說中國工薪階層負擔一半的個人所得稅，對於收入來源多元化的高收入者難以起到調節作用。儘管稅法規定最高邊際稅率為45%，由於徵收、監管不到位，真正適用45%的人員很少，無法發揮對高收入者的調節作用。（北京《經濟觀察報》）
眾所周知，個人所得稅是作為以“劫富濟貧”為立法初衷和主要功能開征的一個稅種。在我國，工薪階層並不是高收入階層，而是大都處在中低收入階層，每年繳納的個稅卻一直占其收入總量的50%左右，那麼在個稅徵收上，為什麼要牢牢地抓住工薪族不放呢？這是由於個稅在實現“劫富濟貧”——調節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的主要功能的同時，還派生出增加財政收入、增強納稅意識的兩個次生功能，官方一直擔心大幅度提高個稅免征額既會使財政減收，又會使個稅納稅人減少進而使公民納稅意識“丟失”。（天津北方網）
2、公平無從體現 個稅起徵點不應“一刀切”
對於免征額的提高，所有聲音都表示支持。但是對於從2000元提高至3000元卻有不同的聲音。某律師事務所的金小姐表示，在北京的生活成本遠遠要高於每個月3000元，“僅僅是住房、食品、交通、通訊這幾項就要高於免征額，在這種情況下還要交稅似乎不是‘劫富濟貧’，而是連貧也一並劫了。”（北京《中華工商時報》）
業內人士指出，採用不同的計稅方法，一方面造成了收入來源單一的工薪階層繳稅較多，而收入來源多元化的高收入階層繳稅較少的問題；另一方面，個稅對所有納稅人實行“一刀切”，而不考慮納稅人的家庭負擔是否過重、家庭支出是否過大，這也是個稅無法兼顧不同家庭、不同個人的原因所在。（北京《新金融觀察報》）
深圳大學經濟學院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國世平認為，制定稅收政策的目標是盡量讓低收入者不繳或少繳稅，但若採取當前的政策，就難以達到目標，其實稅收政策完全可以根據不同的地區實施不同的政策，現在準備將個稅起徵點上調至3000元，而3000元的起徵點對廣東地區遠遠不夠，目前通脹高居不下，各種成本持續增加，不能達到給最低收入階層減稅的目標。比如原來工資超過2000元需要繳稅，現在雖然將個稅起徵點調到了3000元，但同時居民工資收入也因為經濟的發展及通脹因素漲到3000元，還是要繳稅，並沒有因為上調個稅起徵點而免予繳稅。（北京中國經濟網）
網民“邊立平”舉例說，同是3000元，在不同的人手裡的分量是不同的。有的人用它贍養著生病的老人，供養著上學的孩子，並且還安排著一家人的生活；而對於有些家庭優越的年輕人來說，3000元的工資也許只是他們每月的零花錢。而現在的個稅徵收模式，在繳稅上他們是同等的，通過個稅調節貧富差距的宗旨如何體現呢？以家庭為單位的計稅模式，有識之士已經呼籲了多年，現在仍然止步不前。（河南《大河報》）
3、中國稅負過重 個稅改革強化國富民窮
鳳凰網網民“徐鋒”發表評論稱，我國實行的是“先扣除、後分配”的分配制度，因此，很多人在繳個稅之前，其實已隱性地繳過一次“稅”了。對這類工薪族個稅如何更合理徵收，減少某些工薪族(如國企員工)的重複徵稅嫌疑，是一個值得正視的問題。
另有網民質疑，我國個稅徵收成本過高。美國、西班牙、愛爾蘭等國的徵稅成本不足1%，英國、新西蘭、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荷蘭等國的徵稅成本在1%至2%之間。但我國的官方徵稅成本就高達4.73%，甚至一些個案調查顯示有關徵稅成本在10%以上。（河南《大河報》）
著名經濟學家、北京科技大學教授趙曉在其微博上表示，研究個稅調整方案有三點發現：第一、起徵點太低，和公眾滿意預期相差70%；第二，收入兩萬即加稅，總體應為加稅效應；第三，政府財收增長太快，稅改仍在強化國富民窮效應。（北京《中華工商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