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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澳洲到新加坡，從新加坡到上海，從上海回新加坡，陳廷興一家人必須不斷地融入與堅持。陳廷興（左起）、陳琦、陳傑、朱文。（大女兒陳歡人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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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琦（右三）曾經當過上海市小記者。 |
中評社香港8月29日電／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原籍上海的朱文在澳大利亞念大學時，認識了新加坡人陳廷興。結婚後，她跟隨丈夫來到新加坡，開始了新移民融入的過程。她想不到的是，10年前因為丈夫被派駐上海，自己的三個孩子也得面對相同的經歷。現在他們一家回返新加坡，孩子們又再次經歷另一次的融入。
朱文(49歲)1989年嫁到新加坡時，大概沒有想到自己所經歷的“新移民”融入社會的過程，自己的三個孩子不但也將擁有相同的經歷，還得面對兩次：一次是10年前，新加坡丈夫陳廷興被公司派駐上海，他們舉家回到她上海“娘家”；第二次在10年後的今天，他們全家又遷回了新加坡。
23年前的新加坡：被誤解的上海
原籍上海的朱文在澳大利亞念大學時，認識了新加坡人陳廷興。他們在澳洲結婚，之後朱文隨著丈夫回新。她回憶說：“當時新加坡很多地方還在建設。國民友善、樸實、有禮貌。但由於建國時間較短，國民文化素質參差不齊。當時感覺並不存在對中國移民的不友善，更多是一種不了解。”
朱文說街上的人與她聊天的時候，會誇新加坡很富裕、很好，比上海好很多；而新加坡親友有時候也會無意間傷害她的自尊心。“上海一直是中國最繁華的大城市，我的父母也是受過高深教育的教授、老師，但是新加坡親友會問我上海家裡有沒有電冰箱、電視機，看到我聽西方古典樂，還說怎麼我也會聽這樣的音樂。”
這些對話，讓離鄉背井的朱文感覺到自己和家鄉在種種不解中受到委屈，覺得新加坡人對中國的文化歷史及發展缺乏了基本認識。但是朱文很清楚，既然嫁到新加坡來成了新加坡人，就必須調整心態融入這裡的生活。她找到了人事經理的工作。幾年後，又為了照顧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放棄工作在家相夫教子。2002年，丈夫任職的船務公司決定派他到上海，於是他們帶著只有2歲、5歲、10歲的孩子，舉家遷回朱文老家——上海。
10年前的上海：需要融入的新加坡孩子
原本以為是兩三年的外派生涯，一年一年過去了，結果待了10年。原本以為讓孩子進入上海更嚴格、要求更高的教育體制內磨練幾年，結果卻用了10年時間擁抱上海的教育與文化。
回憶當初離開新加坡到上海生活，目前一個人在上海復旦大學念國際金融的陳家大女兒陳歡(20歲)，以及剛在一個月前回到新加坡的二女兒陳琦(15歲)，都表示不容易。陳歡通過電話，用夾雜著英語，仍帶有新加坡口音的流利華語告訴記者：
“我在新加坡念完小四過去上海。在新加坡，我的華文是班上頂呱呱的，但在上海塘橋第一小學的第一個華文測驗，滿分100，我只得了7分！”
孩子們不僅在課業上需要適應上海的標準，在學校生活方面也要重新調適。陳琦說：“最明顯是態度和表達方式的不同。上海老師上課時很嚴肅，實行‘鐵的紀律’，新加坡老師則很和善。我回來新加坡，幾次在巴士站聽新加坡孩子的交談，覺得不同教育制度培養出來的孩子很不一樣，上海孩子態度剛硬，新加坡孩子語調和善，沒有壓迫感。”
和陳琦交談，也的確發現她就像自己形容的那樣，“態度強，氣場大”。這個在中學考試成績優秀，已經獲得數一數二的上海複旦附中錄取的女孩，目前回到新加坡等待參加10月份由教育部每年為回國新加坡學生舉辦的統一入學考試。
陳琦在上海取得優秀學業成績，小四開始還當上班長。年幼的新加坡孩子，在上海也要懂得融入。陳琦和陳歡都說，最早她們都受到排斥。陳琦說：“開始時同學對我感到好奇，但時間久了語言成了障礙。新加坡孩子華文語句少，辭不達意，和上海同學沒辦法太好相處。他們會說，‘她是新加坡人，我們是上海人，不能選她做班長’。”
可是，陳琦很幸運地得到上海老師們的幫忙和家庭的鼓勵。憑著一股初生之犢不怕虎的精神，她特別在華文下功夫，還找了書法老師學習書法，全方位擁抱中華文化。三年級時，上海同學生病在家，她主動上門為同學補課；班上需要做布告欄，她也主動留下來。陳琦說：“我要用行動證明，我要融入！”
升上四年級後，同學不再把陳琦當作是新加坡人。不僅各類班級、校際比賽由她代表，選班長、學生會主席的時候，上海同學也主動提名她；陳琦更成了上海市的小記者，“國籍不再是障礙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