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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正不經意間走向大國是是非非的風口浪尖。 |
中評社北京8月30日電／學習時報發表文章，談中國對外戰略的轉型和調整，主要內容如下：
2010年第二季度數據表明，中國GDP總量首次超過日本，成為當今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向世界第一的美國看齊。然而，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上升，受到的國際關注也會隨即上升，受到的國際戰略壓力也將日益加大。近來，美國在黃海、南海、人民幣匯率等議題上對中國的壓力，以及周邊國家對中國未來的擔憂，日益表明中國受到國際因素制約日益加大的趨向。迄今為止，中國的經濟優勢仍然無法有效轉化為戰略優勢。因此面對中國迅速發展的趨勢，抓緊制定中國大戰略日益成為擺在中國面前的緊迫任務。
中國進入戰略選擇期
2008年發生的世界金融危機，使我國的國際地位迅速上升為當今世界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國際地位的突然上升，令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注和期盼急劇增加，“G2論”、“中國模式論”、“中國道路論”、“中國成為超級大國論”迅速湧現，中國的話語權和國際影響力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從聯合國系列峰會、G20峰會、中國國慶閱兵等一系列事件的國際輿論反應來看，中國崛起已經從原來的逐步適應階段提前進入了“崛起衝刺”轉型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征是崛起從原來不受關注的狀態進入飽受關注的中心地帶，開始面臨既有大國的日益強大的壓力。為此，必須盡快調整原來的對外戰略，在衝刺階段思考選擇地位和身份改變後的戰略布局，以適應其國際地位結構轉換的新現實。
古今中外，不乏有提前進入戰略選擇期的先例。據美國學者查爾斯莰金德爾伯格研究，由於一戰的影響，美國在幾年內突然成為世界第一大國，包括英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呼籲美國在國際政治經濟事務中扮演更多角色，美國國會拒絕了。然而，隨後發生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和二戰迫使美國不得不徹底放棄孤立主義戰略，確立國際主義的戰略。在中國的解放戰爭初期，中共中央最初準備“計劃用五年的時間來解決，要準備長期鬥爭，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然而，隨著戰場形勢的變化和“三大戰役”的順利發展，解放軍在戰爭中的戰略地位一下子從防禦轉變為主動，這一轉變來得突然，超出了預期，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根據“人民戰爭轉折點提前到來”的現實迅速調整，及時提出了解放全中國的戰略，加快了解放戰爭勝利的進程。因此，中國外交戰略調整絕不是實力提高後驕傲狂妄心態的心血來潮，而是中國國際地位和戰略態勢變化的必然結果，歸根到底是由中國國際地位變化所引發問題和挑戰的性質所決定的。
尤其是在經濟領域，2008年金融危機出現的中國外貿形勢促使我國的發展戰略轉型，逐步從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轉變為內需增長型經濟發展戰略。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一直是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戰略。這一戰略在推動出口逐年增長的同時，也令中國日益出現產能過剩的問題。中國在鋼鐵、水泥、建材、風能等許多領域都面臨著嚴重的產能過剩。面對中國產能過剩的問題，中國在戰略上如不盡快從出口導向型戰略轉變為內需增長型戰略，在外交上就將面臨國際範圍內防不勝防的保護主義反制措施，甚至引發嚴重的外交爭端和國際關係動蕩，最終損及中國的根本國家利益。金融危機下歐美國家的低迷和中國的風景獨好，很容易刺激西方輿論界的神經，原本還有些模糊的中國崛起印象一下子清晰起來，“為什麼中國與眾不同？”這是尋常百姓馬上就想到的問題。這一急劇的心理變化一經媒體鼓噪，立刻就成為一些企業、利益集團乃至政治領導人的口實，“拿中國說事”、“以中國轉嫁矛盾和危機”自然就會成為這些力量贏得支持十分方便的策略。於是，針對中國產品的“雙反措施”來了，名目繁多的對華“貿易保護主義”來了、各種各樣的“中國責任”也來了，花樣翻新的“中國威脅論”接踵而至。所有這一切，其深層的戰略意圖都是讓中國買單，成為一些國家轉嫁金融危機的犧牲品。形勢的發展日益表明，金融危機一下子改變了中國在國際上的位次，凸顯了可能多年以後中國才會面臨的結構性問題：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究竟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配角”還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主角”？相應地，在戰略全局上，中國從“戰略機遇期”提前進入了“戰略選擇期”：中國究竟是加快全球化進程，迅速確立與其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家戰略？還是繼續維持現狀，在現有的戰略框架內延續具體問題個案處理的傳統思路？現在已經到了需要作出選擇的時候了。
面對中國國際地位急劇變化後出現的新問題，單純靠以往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一對一”的策略已經不敷為用。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世界範圍內的金融危機以及去年舉行的中國國慶閱兵，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短時間內接連上了三個很大的台階，中國現象引人注目，中國模式廣為關注，中國未來令人羨慕。時至今日，即使中國繼續保持低調姿態，也難以遮蔽中國外交的光芒了。事實上，近年來，我國領導人已經提出了很多富有啟發的思想，比如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努力營造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等。胡錦濤主席在2009年7月第11屆使節工作會議上，及時將提高我國國際政治影響力置於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務，並且為外交工作提出了提高我國形象親合力和道義感召力的新任務。然而，迄今為止，我國還缺少以提高國際政治影響力為核心的外交戰略，從外交戰略向以提高政治影響力為首要任務的戰略轉型非常急迫。然而，這些觀點更多是指導實踐的思想指針，是關於未來藍圖的理想規劃和戰略目標，它們需要具有操作性的戰略布局作為支撐，需要有實現目標的具體途徑和方法予以現實化，需要進行實戰性的戰略思維創新。換言之，中國戰略轉型辯論的重點不是“應該說什麼”和“應該做什麼”的問題，而是“如何做”和“怎樣才能實現目標”的問題，努力回答一個快速興起國家的對外戰略應該回答的基本戰略和策略問題，也是大戰略的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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