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3月4日電／英國《金融時報》3月4日載文《中國房調：無解的僵局》，摘要如下：
隨著中國“兩會”拉開帷幕，中國政府換屆進入倒計時。溫家寶總理執掌的本屆政府的告別政策，針對的仍然是讓全中國人牽腸掛肚的房地產調控。
2月20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本屆中國政府最後一次常務會議上，推出了被稱為“國五條”的樓市調控新政。在安邦的研究人員看來，房地產調控是讓本屆中國政府最感糾結的一件事。事實上，自從溫家寶2003年出任國務院總理以來，就一直在實施房地產調控，從2003年的“121”號文件打響調控第一槍，到2013年2月20日推出的新“國五條”最後一擊。然而，從房價數據來看，10年來樓價在調控聲中持續攀升。統計顯示，從2003年末至2012年的10年間，北京市樓價上漲了365%，上海市一手樓價格上升341%，廣州和深圳則分別上升261%和233%。
雖然本屆中國政府曾多次明確表示，要堅持房地產調控政策不動搖，促進房價合理回歸，但是在今年“兩會”政府換屆前，國內樓價依然節節攀升，成交暴增。如果單從房價變化與政府調控意願來看，可以說本屆政府的房地產調控沒有達到效果，新一屆政府必然迎來一個高房價時代。面對頑強上漲的樓價，新一屆政府的不少政策操作空間都被壓縮了。比如，中國政府正在大力推動的新型城鎮化建設，調結構和經濟轉型，以及政府擔心的社會穩定和社會矛盾等，都可能因為高房價而出現變數。
看來，本屆中國政府要帶著房地產調控的遺憾告別了。為什麼中央政府大力推動的房地產調控，卻沒有收到預期的政策效果呢？在安邦的研究團隊看來，至少有兩個因素：一是調控目標的選擇。國務院的調控起初以限制房價過快上漲為目標，最後變為房價“回歸合理價位”為目標。二是調控方式和手段。從近三年的房地產調控來看，各種政策手段出了不少，但最具有殺傷力的主要手段還是行政手段。
在我們看來，這兩個方面都忽略了一個核心問題：在中國，房地產是個有極大需求容量的大市場。在中國人的財富積累過程之中、在城鎮化進程之中、在中國的投資品還很缺乏的時候，房地產注定是一個在相當時間內都會吸引資金追逐的資產。因此，房地產價格的變化是個較長時期上漲的過程。從中國政府的政策來看，城鎮化是承載了巨大政策意義的手段，還要繼續推進。2012年末，全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52.57%，其中流動人口為2.36億人，占總人口17.43%。如果未來的城鎮化將流動人口轉化為城鎮居民，對房地產的需求將非常巨大。這都是支撐中國房地產價格的剛性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