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3月26日電／縱橫天下美國對日外交的秘訣就是在公開場合低調避免直接批評日本，給日本留足面子，爭取日本民眾，但在關鍵問題上對於日本政府則寸步不讓，通過日本民眾的壓力來抑制反美情緒。日美同盟從1951年建立開始至今已經有62年時間，必須承認如此長時間的大國同盟關係得到保持某種程度上說明瞭美國對日外交的成功。美國為什麼能夠讓一個敵國改造成盟友，並且保持如此長的時間呢？與此相反的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來，雖然經歷友好的時期，但是風浪不斷，而當前更令人憂慮。
新加坡聯合早報今日刊登日本國立新瀉大學副教授張雲的分析文章稱，對中國來說在開展高聲維護主權的外交鬥爭同時，是不是也需要冷靜考慮對日外交策略上的得與失，美國處理日美關係的經驗應當值得我們學習。
美國的低調但高效的對日外交
2009年日本民主黨在選舉中戰勝自民黨首次成為執政黨後，在外交上轉向重視亞洲，首相鳩山由紀夫主張建立不包括美國的“東亞共同體”，民主黨高級官員則表示中美日是正三角關係。這些都曾經讓美國十分擔心日本的走向，但美國政府對日外交並沒有出現高調批評日本，而是顯示了充分的耐心，巧妙地爭取和利用媒體和日本民眾，悄然但堅毅地遏止日本國內反美勢力，最終不僅讓鳩山內閣倒台，而且成功做到了讓日本民眾心甘情願認識到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軸。美國對日外交的秘訣就是在公開場合低調避免直接批評日本，給日本留足面子，爭取日本民眾，但在關鍵問題上對於日本政府則寸步不讓，通過日本民眾的壓力來抑制反美情緒。
首先，美國清醒地認識到日本戰後民族主義中具有反美的成分，在對日外交中始終強調日美同盟不是美國強加給日本的不平等條約。從日本的民族主義來說，歐美的衝擊造成明治時期日本的心理的扭曲，對於歐美物質文明的崇拜和自身的自卑是日本最初的民族主義的起點，這些當然也成了日本趕超西方，脫亞入歐的動力，直到最後這種民族主義激發了戰爭的衝動，打破白人統治，建立東亞新秩序等等。
在二戰後，日本被美國佔領，冷戰中事實上成為美國的屬國，民族主義中天然地有了反對美國的成分（當然也有崇拜美國的部分），這就構成了日本在戰後隨美又反美複雜感情。正因為看到了這一點，美國在對日外交的公開場合始終非常注意不給日本民眾造成殖民者或者戰勝者的印象。早在1952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外交》上撰文就強調“日本參加日美同盟是日本自己的選擇，而不是美國的強求。”而60年後當約瑟夫.奈在被問及鳩山由紀夫提出對等的日美關係的時候，他一脈相承地回應道“日美同盟是雙方簽訂的法律文件，如果日本認為沒有必要可以提出廢止。”換言之，他們要告訴人們的是日美同盟不是什麼不平等條約。
第二，美國不在公開場合批評日本領導人和日本政府，但以民眾能夠接受的方式對日本曉以利害已達到自身的預期目的。鳩山由紀夫執政後在沖繩普天間基地轉移問題上把以往日美談判的結果放在一邊，提出至少要遷移到沖繩縣外。按理說美國方面應當會相當惱火，但美國政府，總統和國務卿沒有在任何的公共場合批評過鳩山的上述言論。但是通過媒體放出鳩山對奧巴馬承諾“請相信我”的報道，結果鳩山在自己設定的隨後期限前沒有能夠解決普天間問題，結果是日本的民眾失去了耐心，支持率迅速下滑。鳩山也落得一個言而無信的惡名遭到日本國內的口誅筆伐成了破壞日美關係的“罪人”，整個過程中美國在日本國民中的形象不僅毫髮無損，相仿還得分。鳩山以後的民主黨政府則很快吸取教訓，停止了談論中美之間再平衡，也不再提及沒有美國參加的東亞共同體（America-free EAC）概念。
第三，把日美之間的具體問題同反美運動的可能聯繫進行預防式切割。日美屬於不平等同盟，雙方之間的分歧矛盾不少，一旦被放大就容易同民族情緒中的反美因子相結合變成反美運動。同樣在沖繩的普天間問題上，這一個問題雖然分歧較大但美國並沒有把它同鳩山的“疏美外交”姿態相聯繫，而僅把它定位為一個孤立事件。
第四，美國利用日本重視形式的特點，用形式上的平等來掩蓋事實上日美關係的不平等，讓日本民眾更加容易接受日美不平等的同盟關係。奧巴馬執政後首先會見的是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儘管實質內容並不多。前國務卿希拉莉當時首訪亞洲也選擇日本作為第一站，儘管她有更多的話題同中國談。2013年1月，日本外長岸田訪美，希拉莉講話中指出美國承認日本對釣魚島的管轄權，並且反對破壞日本對釣魚島管轄權的任何單方面行動，這比以往美國的表態都要進一步了。但是這是希拉莉擔任國務卿的最後一刻了，說成是空頭支票也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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