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31日電／對在挫折中積累了政治經驗的安倍來說，現實的選擇可能是，首先借機優先推動“集體自衛權”的實現，而把修憲作為中長期目標。
一
日本參議院選舉結束，聯合執政的自民黨、公明黨勝出，從而使多年來執政黨與在野黨分別主導眾、參兩院的所謂“擰勁國會”得以結束。在日本國內新的政治生態中，自民黨的政治意志將更容易得以貫徹。有輿論認為，挾參議院選舉獲勝餘威，借助進一步製造釣魚島爭端危機，從而將日本國內民族主義情緒推向極致，一氣呵成，實現修改憲法的夙願，或許是參議院選舉後安倍內閣的戰略選項。不言而喻，這個“戰略機遇”的誘惑是存在的，但“梅開二度”的安倍，在政治和外交方面顯然老辣了很多。
2006年安倍上台伊始，出版了一本表達其政治理念及施政方針、政策的書，取名為《致美麗的日本》，似乎還帶有些玫瑰和青澀的色彩；梅開二度的2013年，將其擴版並取名為《致新的日本》，而在書腰上則赫然印有“再建一個強大的日本”——這是自民黨上次大選時的口號，也就自然成為安倍重獲政權後的政治承諾。不難看出，取代前書些許浪漫色彩的，是強烈的現實意味，似乎象徵著作為初掌天下未免稚拙的安倍首相，已經成長為審時度勢、長袖善舞的一代政治強人。但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作為安倍政治理念原點的東西，在書中並無二致。
概而言之，安倍服膺和欣賞戰後日本的保守主義政治理念，這與他特殊的家世有深切的關係，是其本人也常常言及並引為自豪的；另一方面，源於他本人對戰後日本現實的觀察與理解也自不待言。如他不僅認為其外祖父岸信介頂住巨大壓力、成功主導的修訂日美安保條約，成為日本實現戰後繁榮的外交保障；同樣重要的是，這一舉措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所謂對美“平等”。又如對於1955年日本的兩大政黨——吉田茂的自由黨與鳩山一郎的民主黨，為實現日本保守主義理念而捐棄黨首個人恩怨以及超越政黨間的利害，成功合併為自由民主黨，從而主導日本政壇數十年——表示了極大的欽佩與尊崇。他認為，當年自民黨結黨的精神與理念，具體體現在經濟、政治兩大目標上：一為實現戰後經濟復興，二是終結“戰後體制”。作為後者的標誌和象徵的，是通過“自主制定憲法”，實現日本的“真正獨立”。他感嘆戰後日本經濟的繁榮在自民黨手中得以實現，但第二個目標——他認為本來應該是首要目標的“自主制定憲法”，卻至今尚未達成，這是令人難以接受的。而這一歷史的重擔，責無旁貸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安倍從保守主義政治理念出發，有意忽略了戰後日本的繁榮與和平憲法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從這個意義上，日本革新力量為戰後日本的繁榮和社會發展作出的特殊貢獻也被刻意抹殺了；而岸信介對日美安保條約的修訂，實際上並未改變日美關係的本質。相反，日本的保守勢力一方面依存於美國，一方面又要“終結”美國一手設計和主導的“戰後體制”，這本身就存在結構性邏輯矛盾。“戰後體制”對美國來說，並不僅僅因為冷戰時期需要日本充當反蘇的橋頭堡，而今需要借助日本制衡中國，因而得以延續至今；更重要的或許是，當年設計“戰後體制”的理由在日本真正消失了嗎？日本真的可以讓美國放心了嗎？毋庸說，正是那些一再否定二戰中日本的侵略性質和戰爭責任、否定東京審判、刻意參拜靖國神社、在慰安婦問題上挑戰人類道德底線的日本保守政治家所秉持的歷史觀及其言行自身，成為他們實現終結“戰後體制”政治訴求的“二律背反”式邏輯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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