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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資料圖片） |
中評社香港8月23日電／8月22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東京出席日本經濟新聞社和日本經濟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亞洲的未來”國際交流會議上發表演講時談及釣魚島爭端。他說，中國如何處理領土爭議會影響外界對中國崛起的看法，“你可能在釣魚島或是南海得到什麼，但是會輸掉名譽和世界上的地位”，“中國應該透過行動和自我克制展示本身並無惡意，可以消除其他國家的疑慮。”
中國網發表評論文章表示，李顯龍還就日本的歷史問題作了“與眾不同”的表態。他一方面在拜會安倍晉三首相時表明了支持“村山談話”的態度，一方面公開表示“國家要往前看”，“若你不斷舊事重提，不管是慰安婦的議題、侵略的議題、道歉與否的議題，當然這是你的權力，但是也必須思考這對你和其他亞洲國家的關係有沒有幫助。”
李顯龍的這番話受到中國媒體重視，一些報紙、電視台和門戶網站將其作為當天的國際新聞頭條播報。很難說這些話不會引起中國官員和公眾的反感，因為其在中日之間“拉偏架”的陣勢甚至比美國還要明顯。而在歷史問題上，同樣曾深受日本軍國主義之害的新加坡站出來“和稀泥”，令人感受到的不可能是大度和公允，而恰恰是一種喪失立場和原則的偏頗。
不難找出新加坡領導人有關言論的思想根源。新加坡是“處在大國夾縫中的小國”，其外交的鮮明特點之一就是從主觀意願上強烈希望本地區的大國勢力能夠實現均衡，不落入任何一個大國的單獨掌控之中。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新加坡可以積極主動地去協調、平衡大國。東盟組織處理對外關係的方式深受新加坡的影響。
但新加坡領導人的“大國平衡”戰略思維又是有傾向、分梯次的。他們更放心地看待美國和日本在本地區的作用，對中國的未來作用卻持不確定的態度。於是，新加坡明確支持“美國的外交姿態”“向重視亞太的方向調整”，並且在這一調整中甘願積極扮演“准盟友”角色，也並不相信日本複活軍國主義的可能性有中國、韓國擔心的那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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