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二戰結束以來，從持續賠償大屠殺受害者，到為受害者群體建立紀念地;從立法嚴禁宣揚納粹，到教育下一代與納粹意識形態做鬥爭……德國在檢討罪責與自我反省的道路上，從未停止腳步。1970年，身為反法西斯老戰士的聯邦德國前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前“驚天一跪”，更是傳遞出“跪下一個人，站起一個民族”的強烈信號。
值得反思的是，在紐倫堡和東京審判後，在繼續清算法西斯戰爭罪行上，東西方卻出現了截然不同的戰場：西方戰場，徹底清算法西斯組織及其思想，一直持續至今;而在東方戰場，沒有被徹底清算的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成為了戰後國際政治最大的“爛尾樓工程”。
“無罪!”1949年1月26日，在上海軍事法庭上，對於這樣荒唐的判決，曾經在侵華期間推行“三光”政策，擔任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岡村寧次，自己都感到十分吃驚。
事實上，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出於反共私心，對許多日本戰犯都刻意從輕處理。1950年，為實現“反攻大陸”的春秋大夢，蔣介石甚至聘請岡村寧次擔任高級教官，“准其以勞績贖罪”。
對日本軍國主義更大的綏靖縱容，還來自美國的實用主義。戰後初期，美國一度通過審判法西斯戰犯、解除右翼骨幹分子公職等政策，削弱了日本右翼勢力。但是隨著冷戰到來，日本作為國際反共堡壘的地位日益凸顯，美國很快決定綏靖日本。
自1950年起，美國就不顧世界輿論的強烈反對，陸續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刑的日本戰犯釋放出獄。到1951年前後，美國更是將幾乎所有日本右翼骨幹分子都解除整肅、恢複公職，甚至還出現了由甲級戰犯岸信介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的“奇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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