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7年，美軍就設立參謀長聯席會議、組建獨立空軍，掀起了戰略層面聯合作戰指揮改革。然而，這些改革舉措遭到海軍強烈反對，許多海軍高級將領公開反對改革並且多有過激言論，史稱“海軍上將造反”。1958年，美又出台《國防部改組法》，從法律上把軍種排除於作戰指揮鏈，建立了國家指揮當局對作戰司令部的直接指揮關係。但實際上，軍種仍然通過晉升考核等行政權，繼續掌控作戰司令部下屬軍種組成部隊，干預聯合參謀部工作。時任海軍作戰部長阿利·伯克曾直言，“當地的指揮官沒有任何權力，他們凡事都要經過我們（各軍種參謀長）的同意才能採取行動……”直到1986年《戈德華特-尼科爾斯國防部改組法》的通過，這一現象才得以解決，時間已經過去28年，軍種利益之堅可見一斑。
美軍漫長的改革歷程說明，推進軍改必須以壯士斷腕、自我革命的勇氣，打碎堅硬的壁壘，衝破利益的藩籬，才能穿越改革強軍深水區，有效規避“利益壁”的誤區。
（三）
軍改是一項創新事業，必須適應形勢任務進行體制轉軌、體系重構，方能實現跨代升級。如果僅在原有體制上敲敲打打、修修補補，就會在外圍打轉轉，難以進入深水區，更別說走出“險灘”了。俄軍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就曾遭遇過“滑鐵盧”。
俄軍原有軍事指揮體制繼承自蘇軍，集作戰指揮和管理建設職能於一身，職能機構重叠，難以適應聯合作戰。俄軍一直試圖建立美軍那樣的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早在1997年，俄就規定軍區聯合作戰指揮職能，但仍然是原有體制基礎上總參放權、軍種讓權，最終難以成行。2006～2008年，俄軍仍然寄希望在原體制上叠床架屋，設想在軍區之上增設戰略方向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地區司令部）並進行了試點。由於軍區、軍兵種不肯讓渡作戰指揮權，地區司令部不僅未能成為協調各軍種的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反而增加了一個指揮層級。俄格戰爭的混亂指揮、效率低下，迫使其中止試驗。2010年，俄對原有軍區展開手術，將原有6大軍區合併為4大軍區，在軍區司令部基礎上成立聯合戰略司令部，剝奪軍種指揮權、適度下放總參指揮權，雖然名字還叫軍區，但其內涵已變，實現了體系升級的華麗轉身。
俄軍的體系轉型告訴人們，必須實現體制創新的實質突破，方能適應戰爭要求，否則就會誤入“只打補丁不裁新衣”的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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