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東問題研究學者、北京大學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濤看來，俄烏衝突升級以來土耳其的外交舉措還是可圈可點的，在國際上很搶眼，美國也不得不認同土方發揮的調停作用。昝濤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常有些人把土耳其看成是“另類的國家”，這其實是對這個地區大國還缺少瞭解。他認為，在外交領域，土耳其非常善於把握國內外的實際情況，最近的這一系列舉措不只是“主動”外交，而且也是順勢而為。在土耳其歷史上，這種情況還不多見，因為這種操作和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地位和外交處境緊密相關。
“利用俄美矛盾成為土最佳外交戰略”
“土耳其外交十分活躍，並譴責二戰後建立的世界政治體系‘不公正’。”俄羅斯《歐亞日報》6月的一篇文章認為，土耳其現階段奉行的充滿活力、有時甚至是攻擊性的外交政策，其目的是加強自身在地區和全球事務中的作用。談到這一現象，昝濤說，近代奧斯曼帝國其實是西方處理的對象，在西方眼中已算不得是一個平等地位的地區力量，可以說奧斯曼帝國能“以夷制夷”就不錯了，而現在土耳其能把握主動也和多個因素緊密相關。首先是地緣政治地位。土耳其的陸軍實力一直是北約國家中僅次於美國的，但隨著地緣政治格局變動，冷戰結束後，土基本上失去當年兩大陣營對峙時期那種作為北約或西方陣營前哨的特殊地位，但這也讓這個中東國家釋放出其他潛力。加入歐盟是土耳其長期的國策，2005年啟動入盟談判以來，土保持著和歐洲的特殊關係。其次是經濟發展需要。土耳其融入全球化，越來越需要周邊國家的能源和市場，這也導致其外交戰略發生重要變化，以前因與西方走得太近而和周邊關係比較疏遠，而現在，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土耳其強化了同周邊國家及俄羅斯的關係。第三是宗教因素，尤其是2001年8月具有溫和伊斯蘭宗教背景的正發黨成立以來。
值得一提的是，在正發黨成立前，土耳其政治家達武特奧盧所著的《戰略縱深：土耳其的國際地位》就成為土耳其21世紀外交戰略的母本。達武特奧盧曾在2009年出任外長、2014 年擔任總理，他被認為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人物，他主張“鄰國零問題”的外交策略，注重與周邊國家保持睦鄰友好關係。2016年土耳其發生未遂政變後，該國國體改為總統制，達武特奧盧因與埃爾多安理念不合退出正發黨，但其外交思想至今仍有一定影響力。
曾在達武特奧盧任總理期間擔任首席外事顧問的卡倫目前是土耳其外交的“關鍵先生”之一，他現任總統府發言人兼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員會副主席等職。卡倫畢業於美國名校，學習的是政治學，且對伊斯蘭文明史也有深入研究。卡倫曾在2004至2009年期間創立智庫“政治、經濟和社會研究基金會（SETA）”，主要研究外交領域問題，目前該智庫已成為土外交領域的官方智囊團。
土耳其主流媒體《晨報》的專欄作者費拉哈特·皮林齊認為，2016年7月發生的未遂軍事政變成為土外交政策的轉折點。在該事件之前，土耳其外交戰略以保持與歐美國家的傳統盟友關係為中心，並依托盟友關係來應對地區問題，但這種做法常令其陷入“自相矛盾”的尷尬境地。例如在打擊“伊斯蘭國”的過程中，土耳其試圖與歐美盟友步調一致，但歐美為“敘利亞民主軍”中的庫爾德武裝“人民保護部隊”提供武器的做法令土方大為惱火。未遂政變過程中，歐美等傳統盟友選擇沉默，俄羅斯卻伸出援手，這種情況是土耳其政府開始轉變外交戰略的直接導火索。出於國家利益考量，土耳其選擇繼續與歐美國家保持盟友關係，同時也重視發展與俄羅斯、伊朗等國家的關係，作為傳統外交戰略的平衡與補充。在涉及國家利益的問題上，土耳其不惜與傳統盟友唱反調，如拒絕制裁俄羅斯和一度反對瑞典、芬蘭加入北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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