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31日電／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和《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建議》中，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戰略定力，作出“我們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的戰略判斷，緊緊圍繞高質量發展主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統籌協調發展與安全的關係，在“兩個一百年”的關鍵歷史交匯點上，謀篇布局，舉旗定向。《建議》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有效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有為政府”在宏觀經濟治理中的管理和服務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基本形成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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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演變的歷史進程，也是經濟體制完善的主要表現
市場與政府的關係始終貫穿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中。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打破思想禁錮，開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之路。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經驗總結，黨對市場與政府的關係、市場經濟規律的認知也在不斷深化。從黨的十四大到十八大，都在持續深化拓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十四大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五大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十六大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在強調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時突出“國家宏觀調控”的前提條件；十七大從制度上推進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十八大強調從更大程度和更廣範圍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是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理論突破和實踐創新。
有為政府既不應越位，也不應缺位，不僅是“守夜人”，還應承擔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生態環境保護等職能，為市場發展提供制度環境和宏觀治理。當經濟系統由壟斷、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非對稱等引發市場失靈時，或者面臨各種外部衝擊和挑戰時，需要發揮有為政府的積極作用。《建議》指出，國際環境日趨複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廣泛深遠，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構成威脅。然而，市場在應對各種“黑天鵝”或者“灰犀牛”事件中表現出脆弱性和局限性。為了應對各種外部衝擊和挑戰，有為政府應主動作為，在穩定市場、促進就業、恢復信心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在現代化經濟體系構建過程中，需要市場與政府協同發力，需要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更加有機結合。既充分發揮有效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激發市場活動，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機制，也要更好發揮有為政府在宏觀經濟治理中的協同作用，全面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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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新的主要方向，也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一） 市場如何有效
市場機制，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有效市場，要求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主導作用且配置效率高。如何提高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效率，關鍵在於微觀經營主體要活和市場體系標準要高。
關於如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建議》繼續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實質上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
第一個“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主要涉及國資國企改革。宏觀布局方面，注重結構優化與調整，突出國有經濟戰略支撐作用；監管體制方面，注重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改革，突出管資本為主的監管理念；行業改革方面，注重能源、鐵路、電信、公用事業等行業，突出競爭性環節市場化改革；微觀企業方面，注重完善企業制度，突出國企混改。
第二個“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主要針對民營經濟。民營經濟的痛點在於營商環境，所以“毫不動搖”側重於營商環境，包括政商關係、法律環境和政策體系。政商關係方面，構建親清政商關係，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法制環境方面，依法平等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政策體系方面，破除制約民營企業發展的各種壁壘。《建議》還強調要弘揚企業家精神，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在企業家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從“增強愛國情懷，勇於創新，誠信守法，承擔社會責任，拓展國際視野”五個方面對企業家精神進行詮釋。這充分展現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民營企業和企業家的重視和肯定。
關於如何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議》突出“高效規範、公平競爭的國內統一市場”。《建議》指出，要健全市場體系基礎制度，堅持平等准入、公正監管、開放有序、誠信守法，形成高效規範、公平競爭的國內統一市場。在實施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方面，《建議》提供了行動指南，包括：健全產權執法司法保護制度；實施統一的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繼續放寬准入限制；健全公平競爭審查機制，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司法，提升市場綜合監管能力。在要素市場化改革方面，《建議》提出，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推進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市場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場運行機制，完善要素交易規則和服務體系。《建議》重點將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納入其中，這需要逐步形成數據確權、數據定價、市場運行、數據保護、數據治理等機制，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體制機制保障。
（二）政府如何有為
有為政府，要求政府在行政管理和宏觀經濟治理過程當中，既“不越位”，也“不缺位”。
如何做到“不越位”，《建議》指出，要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建設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在治理模式方面，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全面實行政府權責清單制度；深化行業協會、商會和中介機構改革。在營商環境方面，持續優化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在行政監管方面，實施涉企經營許可事項清單管理，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對新產業新業態實行包容審慎監管。在重大決策方面，健全重大政策事前評估和事後評價制度，暢通參與政策制定的渠道，提高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在政務服務方面，推進政務服務標準化、規範化、便利化，深化政務公開。
在“不越位”的實踐中，深圳市政府積累了寶貴經驗。深圳市推進“法治政府、責任政府、陽光政府”建設，為經濟、社會和民生福祉創造“公平、透明、寬鬆”的環境，提供“高效優質的公共產品和服務”。
如何做到“不缺位”，主要通過創新政府管理和服務方式，不斷完善政府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持續提高宏觀經濟治理能力，使得宏觀經濟治理的內涵不斷豐富和發展，並且與新發展理念要求相一致，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配套，與高質量發展要求相適應。具體表現在：
突出宏觀經濟治理的科學性。宏觀經濟治理需要構建宏觀調控目標體系、政策體系、決策協調體系、監督考評體系和保障體系，為宏觀經濟治理提供重要制度框架。在宏觀經濟政策制定和執行機制過程中，《建議》強調要增強宏觀治理前瞻性，重視預期管理，提高調控的科學性；加強宏觀經濟治理數據庫等建設，提升大數據等現代技術手段輔助治理能力。
突出宏觀經濟治理的均衡性。現代經濟體系由各個環節、各個層級、各個領域的相互關係和內在聯繫構成，宏觀經濟治理需要注重經濟體系的內外均衡。《建議》指出，要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搞好跨周期政策設計，提高逆周期調節能力，促進經濟總量平衡、結構優化、內外均衡。
突出宏觀經濟治理的協同性。《建議》強調，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就業、產業、投資、消費、環保、區域等政策緊密配合，構建目標優化、分工合理、高效協同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要科學穩健把握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更好發揮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支持作用，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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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金融體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關鍵環節，也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領域
財稅是國家治理的基石，金融是國民經濟的血脈。財稅金融體系是現代經濟體系的關鍵環節，也是國家治理的基石和重要支柱。財稅金融體系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是關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改革。《建議》始終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結合、堅持守正和創新相統一的原則，創新財稅金融體制改革，推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持續深化，勇闖攻堅期和深水區。
在政府的財政資源相對緊缺、債務壓力持續加大的現實背景下，統籌財政資源、強化預算約束正在成為十四五期間財稅領域改革的主要政策方向。
《建議》指出，加強財政資源統籌，加強中期財政規劃管理，增強國家重大戰略任務財力保障；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強化對預算編制的宏觀指導。《建議》突出預算約束和政府債務管理制度，推進財政支出標準化，強化預算約束和績效管理；明確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權與支出責任，健全省以下財政體制，增強基層公共服務保障能力；完善現代稅收制度，健全地方稅、直接稅體系，優化稅制結構，適當提高直接稅比重，深化稅收征管制度改革；健全政府債務管理制度。
在金融“脫實向虛”、宏觀杠杆持續攀升的現實背景下，深化金融體系改革開放、完善金融監管體系繼續成為十四五期間金融領域改革的主要政策方向。
關於深化金融體系改革和開放，《建議》突出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建議》在保持金融體系改革和開放政策連貫性的同時，重點強調要全面實行股票發行註冊制，建立常態化退市機制，提高直接融資比重。而且，《建議》特別強調，要穩妥推進數字貨幣研發，健全市場化利率形成和傳導機制；構建金融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強金融普惠性。這表明金融改革創新的力度不斷加大，呈現出新理念、新思維和新方向，並與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方向相吻合，與數字經濟發展相呼應。關於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系，《建議》突出法制化，並指出，要提高金融監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完善存款保險制度，健全金融風險預防、預警、處置、問責制度體系，對違法違規行為零容忍。
來源：深圳特區報 作者: 鄭尊信（深圳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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