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性思維開創兩岸新局
本次兩會協商的成功，是兩岸處理台海問題新思維模式的自然邏輯結果。兩會協商機制成功運轉也是這種新思維的重要制度性成果之一。
在兩岸關係的發展過程中，處理台海問題的思維模式經歷了由對抗性思維向合作性思維的轉化過程。以大的歷史視角而言，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在處理兩岸問題的大部分時間，雙方均採取了對抗性思維。這種思維在政策面的表現，就是軍事上的對抗和經濟上的互相封鎖。而其基本出發點，就是將戰爭作為處理兩岸關係的主要方式。這種內戰時期延續下來的政治思維在兩岸關係中長期佔支配局面。然而，隨著時間的發展，物換星移，時空不再，中國大陸處理台海問題的思維模式開始發生悄然轉化。五十年代中後期到六十年代末，國際形勢出現了錯綜複雜的變化，海峽兩岸出現了長期相峙的局面，中國大陸根據形勢的變化，提出了“以武力解決為主，爭取和平方式解決”的新思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國內外形勢發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要變化，中、蘇、美之間的戰略關係持續變化，中蘇之間的緊張關係依然存在，中日關係走向正常化，中美關係迅速解凍，並終於在一九七九年建交。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出於對整個國家民族利益的考慮，也本著尊重歷史與現實、照顧各方面利益的考慮，創造性地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後來發展為國家統一的基本方針並寫入憲法。但是必須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處理台海問題的思維模式轉化是單方面的，即中國大陸實現了思維轉變，但是台灣當局卻沒有相應地思維轉變。
進而，兩岸關係進一步發生了根本性和結構性的變化。中國大陸自一九七八年以來，將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上面來，經濟發展也漸次進入快車道。與此同時，台灣經濟在經歷了長期的發展以後，開始進入後工業化社會，產業轉型和升級成為越來越迫切的需求。從經濟層面上說，兩岸合作達到共同雙贏早已經是一個可欲的目標了。這種情勢的變化對台海局勢提出了一個客觀要求，即兩岸均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完成發展的任務，而對抗性的兩岸關係顯然難以滿足這個目標。同時，中國大陸的對台政策思維模式持續調整，兩岸和平發展、共創雙贏成為主流的思維模式，更給台灣當局增加了壓力。此外，儘管有台灣當局的不斷阻撓，但是台灣資本仍通過各種管道不斷投資到大陸，對大陸的經濟發展起到了相當重要的推動作用，而台灣資本也在這個新興的市場上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可以說，台商投資是兩岸經濟整合的先行者，日益發展的兩岸經濟交流說明，兩岸之間的經濟合作既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同時這樣的合作還反映了台海關係的大勢所趨。兩岸之間的交流與交往，特別是經濟交流，為兩岸關係的發展提供了實踐上的探索經驗和理論上的啟發。
但是當時的台灣當局卻刻意反向操作。李登輝上台後，推行經濟上的“戒急用忍”政策，限制兩岸經貿關係發展，政治上推行“獨台”政策，使兩岸關係難以緩和。民進黨上台後，更是加強限制兩岸關係發展的措施，並力圖在兩岸交流加強的大環境下營造台灣島內對抗和敵視大陸的小環境，這種對抗性思維一直到現在在民進黨身上還表現得相當明顯。所以，在民進黨當政時期，整個兩岸關係思維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對抗性的。這種思維模式指導下的封閉性和對抗性兩岸政策給台灣經濟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經濟長期低迷成為台灣社會的痼疾沉屙。
不過民進黨對抗性思維的全面貫徹及其消極影響也刺激了兩岸民眾探索新的兩岸關係新模式。中國大陸通過《反分裂國家法》等措施將“台獨”勢力約束在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後，直接將兩岸和平發展的訴求訴諸台灣民眾，以可以操之在我的部分為出發點，不斷單方面向台灣人民釋放出善意，得到了台灣人民的認同；同時，當時在野的國民黨也展開了化解兩岸敵意的大動作，從連宋訪問大陸開始到現在，兩岸致力和平發展的人們如春燕銜泥，築起了互信的基礎，也成功地培育出了合作雙贏的兩岸關係思維模式。
概而言之，兩岸關係新思維最主要的特點就是以民生議題為中心，緩和兩岸局勢。擱置爭議，按照一定的次序，就雙方目前可以操作的、關涉到民眾福祉和利益的部分優先達成協定，加速兩岸經濟發展和經濟整合，從而創造出雙贏的兩岸關係新氣象。按照胡總書記話說，就是“建立互信、求同存異、擱置爭議、共創雙贏”。這種共識是兩岸關係新思維的重要內容，也是兩岸關係能夠改善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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