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既是兩岸關係中的具體問題，更是直接触及兩岸關係核心的重大敏感問題。從出現之日起，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就表現為兩岸關係的一系列具體問題：台灣的“邦交國”問題、台灣參與聯合國及其它國際組織問題、台灣與“邦交國”的“實質關係”問題，等等。但所有這些具體問題都直接触及兩岸關係的核心，與一個中國原則密不可分。這是台灣的“國際空間”，與兩岸關係中其它具體問題最重要的不同。李登輝、陳水扁很清楚這一點，擴展台灣的“國際空間”一直是他們在國際上推行“台獨”路線、激化兩岸對抗的主要動作。李登輝、陳水扁的動作，顯然大為增加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複雜性和敏感性。所以多年來，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首先是被做為事關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看待。現在，在台灣新的政黨輪替之後，由於馬英九執行不同於李登輝、陳水扁的基本方針，多年來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導致的兩岸對抗有所減少，但這一問題與一個中國原則的密切聯系並沒有因此而減少。這是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基本內涵決定的。因為台灣無論是維持“邦交國”、加入國際組織，還是參與國際合作，都不可避免地触及一個中國原則。這是不會因為兩岸對抗的減少而改變的。但是，在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上，兩岸對抗有所減少，畢竟是幾十年來的第一次，這將帶來新的可能。李登輝、陳水扁執行在國際上激化兩岸對抗的方針，導致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越來越嚴重的被動局面，台灣在國際上的所有活動都遭到封殺；馬英九執行在國際上不與大陸對抗的方針，卻在實際上給台灣在國際上的活動開創了“活路”。可以預料，在馬英九不在國際上公然衝擊一個中國原則的情況下，除了一些直接涉及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外，對於那些主要祇涉及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問題，台灣得到比以前更多“國際空間”是完全可能的。顯然，兩岸在國際上對抗有所減少，是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嚴重局面可能有所緩解的前提和基礎。所以，保持並爭取不斷強化兩岸在國際上不對抗的狀態，不僅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需要，也是緩解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嚴重局面的需要。
在當前兩岸關係全面、較快改善和發展的新形勢下，緩解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嚴重局面，並不是當務之急。刻意突出這一問題，既無助於這一問題的真正緩解，還將帶來其它負面效應。如前所述，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是過去近六十年中，兩岸在國際上對抗的表現和結果，特別是李登輝、陳水扁執政二十年積累的惡果。六十年或二十年形成的嚴重局面，當然不可能在短短幾個月，甚至一二年就有大的改觀。坦率地說，馬英九執政，接過的是一個無法讓人羨慕的爛攤子，可以說，真是百廢待興。所以，馬英九必須分清輕重緩急，首先著重於處理、解決對於台灣民眾的利益影響最重大、最直接也是台灣民眾真正關注的民生問題、台灣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相對於這一首要問題，包括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在內的其它問題，顯然都不應具有優先地位。實際上，馬英九把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置於突出地位，正是因為這對於解決台灣民生和經濟社會發展問題，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雖然被一些台灣朋友所注重，但祇是在被人為炒熱時才會短暫地受到民眾關注。更重要的是，這一問題的處理，對於解決台灣的民生和經濟社會發展問題並沒有直接、重要的影響。更深入地說，急於處理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對於鞏固馬英九執政地位，對於穩定島內政局，都不會有明顯幫助。可以設想，即便如一些台灣朋友所希望的，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嚴重局面一時得到重大改觀，馬英九的支持率只會短暫的提升；真正有決定性影響的，將仍然是解決民生和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的成效。對緩解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嚴重局面不要急於求成，當然不是對此置之不理。事實上，在兩岸共同努力下，近三個月來兩岸在國際上的對抗已有所緩解，這正是處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一個好的開端。
總之，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是兩岸關係中最敏感、最複雜的問題之一，但卻并不是需要和可以最優先處理的問題。兩岸關係的新形勢，特別是兩岸在國際上的對抗有所減少，為緩解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嚴重程度，提供了比較有利的條件，這是近六十年來的第一次。這是來之不易的機遇，應十分珍惜。充分認識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敏感性、複雜性，堅持不急於求成，將是珍惜和有效把握這一機遇的正确選擇。
尋求處理台灣“國際空間”
問題的途徑和方式
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是兩岸關係歷史的產物，也祇能在兩岸關係的發展變化中尋求處理的途徑和方式。現在，實現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已經啟動，這一進程就是不斷處理、解決兩岸關系中歷史遺留的，以及可能繼續發生的各种問題的過程，其中當然包括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在這一進程中，肯定會有很多困難、曲折，但祇要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方向不動搖，憑借兩岸中國人的智慧，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和兩岸關係的其它問題，都是可以妥善處理，得到解決的，這些問題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是可以防止的。
兩岸關係的所有問題，都必須經由兩岸的共同努力，才可能得到處理、解決，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尤其是這樣。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是兩岸長期對抗的結果之一，現在對抗已有所減少，但長期對抗導致的各種問題必須經由兩岸共同努力才可能得到處理、解決，而決不祇是“大陸給予台灣國際空間”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兩岸都必須清醒地認識對方最為關切的是甚麼，以及共同爭取對之求解。毫無疑問，大陸最關切的是，必須堅決維護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允許在國際上制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堅決反對與遏制在國際上推行“台獨”的圖謀，這是大陸不可觸及的底線。台灣方面如果以爭取台灣的“獨立主權國家”地位為目標，那祇能引發兩岸在國際上的激烈對抗，正如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期一樣。如果台灣方面以爭取台灣經貿、文化、衛生活動的空間為目標，而不衝擊大陸的上述底線，顯然兩岸就可以尋求到共同的協調空間。事實上，從一九九五年的“江八點”開始，大陸就一貫堅持對台灣的經濟、文化的國際交往“不持异議”的立場。可以預料，在台灣不衝擊大陸上述底線的前提下，經過兩岸的平等協商、台灣可以獲得經濟、文化、衛生等領域的國際空間。
做為兩岸關係中最複雜的問題之一，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內涵十分廣泛，包括了不同方面、不同類型、不同性質的各种具體問題。不同的具體問題祇能按照不同的思路、不同的規則和不同的方式予以處理。祇有這樣，才能獲得真正的成效。如果從一開始就希望尋求所謂的“一攬子”的處理方案，將不會有好的效果，實際上就連這一方案本身也是不可能建立的。對於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包含的大量各種各樣的具體問題，應該以十分務實的態度，區別不同情況，逐一加以處理。對於一些條件成熟的具體問題，即兩岸對於處理這些問題的必要性、時機，特別是對於處理的具體方式，都已經形成較明确共識的問題，就可以優先予以處理，對於條件不成熟的問題，即兩岸還不能形成共識的那些問題，就擱置起來，并且通過協商、爭取逐漸形成共識。鑒於不同具體問題的複雜性，已經得到處理的問題實際上祇具有個案意義，對其它具體問題的處理僅有借鑑作用，而不可能也不應該形成慣例，否則祇能增加處理的困難，甚至導致無法處理的結局。
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不可避免地涉及兩岸各自與第三方的關係。做為第三方的其它國家、國際組織，都是根据自己的理念和利益，獨立地分別處理自己與大陸和台灣的關係。他們當中的一些曾利用兩岸的對抗為自己謀利。在兩岸對抗有所減少的形勢下，他們將繼續獨立地在大陸和台灣之間做出自己的選擇，而且在現實中，這種選擇祇能是明顯地向大陸傾斜。顯然，表現為減少兩岸在國際上的對抗的“外交休兵”，是現實的、可以實現的；而表現為維持台灣“外交”現狀的“外交休兵”，則是不現實的、難以實現的。因為前者僅取決於兩岸自身，而後者必然與第三方密切相關。可以預料，未來仍然可能出現台灣“邦交國”進一步減少等現象，但這不會是大陸“封殺”的結果，而是現實的外交規則的表現。在一定程度上，這是不以兩岸意志為轉移的，甚至是正常的。需要客觀、冷靜地認識這一現象出現的可能性，一旦發生也不應對兩岸在國際上減少對抗失去信心。
做為兩岸關係中最敏感、最複雜問題之一的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其妥善處理對於實現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不僅是消除歷史遺留的對抗，而且是防止產生新的衝突。“五二○”以來的事實表明，兩岸在國際上對抗的減少，對於處理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已提供一個好的開端。但是，六十年來形成的嚴重局面決非在短時期可以輕易解決，還需要兩岸共同做出艱巨努力，表現出更多的政治智慧和更大的耐心。可以肯定，祇要堅持“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异，共創雙贏”的方針，與兩岸關係中其它問題一樣，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可以在實現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過程中，得到妥善處理和解決。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8年9月號，總第12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