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既要承認國有企業在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的作用，但也要看到目前國有企業發展趨勢令人擔憂的地方。目前的發展趨勢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糾正，拯救危機者反而最終會演變成為其它各種危機的根源。
導致產能過剩和變相的宏觀調控
在很大程度上說，儘管可以把國有企業視為是國家利益的承擔者，但它們也不可避免地是巨大的既得利益者。因為國家要通過它們作為經濟杠杆來實施危機拯救措施，它們也自然把危機視為是一個極好的機會來擴展自身的利益。實際上，它們的利益的擴張已經導致了諸多消極後果，例如因為各級國有企業的盲目的擴張已經使得很多產業出現了產能過剩。這迫使中央政府正在進行一波變相的“宏觀經濟”調控。
本來，金融危機給中國的產業升級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但因為各級政府在制定拯救危機方案方面缺乏科學性，龐大的資金的注入沒有導向產業升級，所得到的只有產業的無限度擴張。更有甚者，很多地方把原來是宏觀調控對象的、需要淘汰的諸多企業進行拯救，把落後的企業又救了回來。就是說，金融危機本來應當是淘汰落後企業的，但實際上則是保護了落後企業。很顯然，這種低層次的產業擴張是不可持續的。
實際上，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以來，國有企業的發展非常迅速，規模越來越龐大，但同時國有企業也是各種經濟和社會矛盾的一個主要根源。因為中國各方面的法制不健全或者法制得不到執行，國有企業的發展顯現出三個主要的弊端。
一是發展毫無邊界。國有企業可以借力國家龐大的經濟能力和政治行政權力，再加上市場機制，這些都使得國企發展所向無敵。
二是沒有外在的機制和手段能夠有效地規制國有企業。因為往往是政企不分，無論是政府的哪個部門要規制國有企業的行為異常困難，甚至表現為不可能。在政企不分情況下的規制往往是人們所說的“左手規制右手”。
三是國有企業內部治理機制的缺失。儘管是國家的錢，但國有企業的行為猶如獨立“小王國”，可以自行決定內部的工資水平，同時在很長時間裡也不用上交利潤。（現在即使國有企業開始上交利潤，但比例極小。）中國的國有企業部門已經大大超出了其他國家的“公共部門”的概念了，因為所有的公共部門是要受制於公共的監督的。國有部門因此是中國社會收入分配差異越來越大的一個重要根源。同時，因為是國家的錢，國有部門無論是對內投資還是對外投資，其決策往往沒有任何經濟理性。應當強調的是，所有這些過程中都包含著無窮盡的腐敗。
國有企業的這些變化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抓大放小”的改革。這個設想非常具有戰略性。就“抓大”來說，中國需要一個相當規模的國有企業。這是中國的傳統，從《鹽鐵論》到近代，企業的發展需要國家的支持，而國家也需要壟斷關鍵的工業和商業。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不但要建設各種龐大的公共工程，而且也不斷面臨各種危機。國有企業的作用非常顯然。在全球化的時代，國有企業也必須扮演另外一個積極的角色，即增加中國的國際競爭能力。
同時，“放小”的目標是為了發展一個同樣強大的非國有部門。在當代，非國有部門從很多方面來說例如就業、分配、效率和效益、競爭等等甚至比國有企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從本質上來說，中國的經濟問題不是要不要國有部門或者非國有部門，也不是國家所有制或者其他所有制的問題，而是它們間的邊界問題。無論是哪一方，如果沒有發展邊界，侵占了另一方的空間，那麼經濟必然失衡，危機不可避免。從現在看來，儘管無論是“抓大”還是“放小”在執行過程中都產生了一些問題，但主要還是它們之間沒有任何邊界。 |
